基本信息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页码：255 页
出版日期：2001年09月
ISBN：7210024360
条形码：978721002436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内容简介 本论著着重论析了中国传统诗学中所蕴藏的精神价值与思想传统，将中国诗学中的思想传统归结为一种人文精神，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之一种知识意向、价值意向。本书提供给我们一个较广阔的视角，从文化精神的脉络探寻诗学的发展，以期找出一包涵丰富的诗心。
媒体推荐 导言
依中国传统之学术观念，诗与历史、哲学、政治等，并非判然各别，其精光所聚之处，心心相印，源源相通，如万川之中，共有一月。由此一种有机联系之文化观点视之，则中国诗论之价值与意义，绝不止于诗本身，俨然为一种与文明体戚与共的精神探索。
依现代文化人类学之观点，诗之理论，作为人类最高级精神活动之一种反思，其所关注者，诸如情感、想象、直觉、人类心智结构、有机社会、永恒真理等，必然与更为深广的信念相联系，故与其说诗学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乃是观察人类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角度。
本论著所采取的叙述角度，即着重论析中国传统诗学中所蕴藏的精神价值与思想传统。
中国诗学中的思想传统，归根究底，实为一种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即与宗教精神、自然科学精神相对而言，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之一种知识意向、价值意向。中国诗学之思想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但有一共同特点，即对人自身所具有的形象，人文对社会应有的贡献，厥其始终抱有一份深切的关注。此一种关注。不仅为中国诗学所独有，实与中国思想传统之悠久信念，源源相通。故中国诗学之思想传统，不仅为诗歌理论之基础，更为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伸展而出之人文理想。
本论著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即从中国哲学与文化与诗学之相通处入手，以照见中国诗学之精神方向与精神原型。
全书分内、外两篇。内篇为纵贯的史论，着重论析自先秦迄宋代，中国诗学之精神方向。外篇为横截的专论，着重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关系，探究中国诗学之精神原型。
内篇为全文的重心所在。“比兴”、“意境”、“弘道”、“养气”、“尚意”五大范畴，既是中国诗歌理论体系中的核心范畴，又标示着中国诗学由先秦两汉之孕育，至宋代发展而成型的历史进程。五大范畴不仅含蕴着中国诗与人文精神的深刻的相通要素，而且亦展开着中国人文精神之嬗递史：宗教世界之理性化(秦汉)，经验世界之心灵化(晋、唐)，对象世界之人文化(宋)，以及人文世界之自然化(中、晚明)。故上篇所采取的叙述方式，乃是将一般的人文精神(哲)，特殊的时代精神(史)，个别的诗学范畴(文)，看作一有机统一体，由此求得中国诗学之精神及其嬗变史之有机联系。
外篇为文化学方法之一次大胆尝试。“乡关之恋”、“佳人之咏”、“时间”、“空间”、“自足”五个专题，既为中国诗学之恒久母题．又乃是人与社会、自然、自我之文化结构、意义之网。不仅从诗歌作品本身抽象出一般性的诗学观念，更由此向上一路，将此种一般性的诗学观念，与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相打通相联接，以开掘出中国诗学某种深层的精神原型。是为外篇的基本主题。
“漫言吟咏启文心，佳赏须从胜处寻。”本论著的写作，即作者对中国诗之幽深处与佳胜处所作的一次艰难而愉悦的探寻。
编辑推荐 本论著着重论析了中国传统诗学中所蕴藏的精神价值与思想传统，将中国诗学中的思想传统归结为一种人文精神，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之一种知识意向、价值意向。本书提供给我们一个较广阔的视角，从文化精神的脉络探寻诗学的发展，以期找出一包涵丰富的诗心。
目录
导言
内篇 中国诗学之精神方向
第一章 比 兴
一、生命共感
二、引譬连类
三、主文谲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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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就诗史而言，中国诗之发展，以抒情诗为主流。抒情诗之美学构成，不外情景二端。诗三百及汉魏诗，确立了言情的传统，然不免“详情思而略物象”；六朝(以大小谢为主)发展了写景的技巧，然不免“详景物而略情思”。盛唐既传承“风人之旨”之言情特质，又变诗三百之比兴之粗放与简略为精纯与丰富；既吸取了东晋以还山水诗细腻之体认与入神表达，又唾弃其“模山范水”之片面性，以及情思与物象打成二截之僵硬性，作为先秦与六朝之合题，盛唐兴
象浑融之美学风貌，体现了中国抒情诗内在性格之高度成熟。就文化精神而言，犹如一道“化一白为七色”的彩虹，盛唐诗歌将“天人合一”精神呈现得多姿多彩。如盛唐诗坛风会所趋之两大流派，——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其文化倾向即表现为以自然为人生之舞台，以大自然来反观精神，以大自然生命形态之张弛。对应人的主体情思之开合，其精神即在于人与自然之高度融合。于盛唐诗歌之中，即可见出盛唐人拥向自然、亲近自然之普遍心理趋向，如王维：“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汉江临眺》)；孟浩然：“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可见出盛唐人寻求特定之自然景象以安顿情思之自觉努力，如王之涣：“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杜甫：“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北征》)。可见出盛唐人对人心与自然物态一致同构之一种惊喜体认，如李白：“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储光羲：“嘉树如我心，欣欣岂云已”(《晚霁中园喜赦作》)；孟浩然：“垂钓坐磐石，心清水亦闲”(《万山潭作》)。无论是孟浩然之多以“寻……”为题，王维之多用“机”字，表出人心与山水灵魂深切之契合，亦无论如杜甫之多用“乾坤”字①，李白之狂言“君心亦如此，包纳无小大”，“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表出与宇宙万象同体之胸怀，皆属同一“天人合一”文化精神之体现。开元年间，张说曾大书“海日生残夜，江春人旧年”诗于政事堂，此诗所示之自然景象，含极旺盛之生命向力，实为盛唐艺术精神、士人风貌之一种极佳象征。清人翁方纲云：“夫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态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其实不止于风云态度与花草神致。唐人直透之境地，乃在协和宇宙，参赞化育，深体天人合一之道，相与浃而俱化，以显露出同样之一种创造，宣畅出同样之一种生香活意。此即为唐诗之真谛，亦即为唐人意境说之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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