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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发布时间: 2010-02-13 13:07:59 作者: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基本信息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页码:269 页
出版日期:2007年08月
ISBN:9787807207672
条形码:9787807207672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
图书品牌:时代联合

内容简介 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之“别史”。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张朋园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作者简介 张朋园,生于1926年。海内外知名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所长等职。
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等。
编辑推荐 这部二十余万言的巨著,叙述翔实,论断公允……诚然是梁氏“民国部分之评传”,也可以说是民初政治之“别史”。
  ——萧公权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张朋园

梁任公在清末由革命家一变而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再变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非国务大臣不做”的愿望终于实现,其于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尝担任决策角色。
然其理想实践程度如何?何以其正面政治生活又若是之短暂?何以在护国之役、讨伐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中,其表现又与革命家无异?任公对民国之贡献如何?盖难估计。谨就上述范围,试为探讨梁氏进退之道,激进与缓进,何者为是,作一答案。
目录
萧公权先生序1
自序1
回归序1

绪论1
第一章共和建设之道——梁启超的政治理论基础6
……
文摘 书摘
绪论
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绪论梁任公于民国元年十月回国,结束了十四寒暑的流亡生涯,当时他正是四十鼎盛大有可为之年,以其戊戌以来所奠定的赫赫声名,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亦正是其时。惟当时的环境,是否容许他一展身手,仍是问题。
民国初年(在此指北洋时代,自元年至十七年,约与梁任公在民国的生活相始终。)的社会有三大特色: 第一,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同时也是旧传统的延续;第二,中央权力由坚强而式微,地方主义逐渐抬头;第三,新思潮澎湃,中国在加速蜕变中。
就第一义而言,民国肇建,以民主共和为理想,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可谓之为新纪元的开始;袁世凯掌握权力,旋即称孤道寡;洪宪帝制平复,宣统复辟随之,这一连串的帝制事变,可谓之为旧传统的延续。但是这新纪元与旧传统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加以伸引。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观察,推翻清朝的两大势力: 革命党与立宪派,都同时以政党形式参加权力的角逐。政党为中国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此亦为开创新纪元之举。另一方面,北京的官僚群,大多数都是逊清的遗老,他们一部分惟袁世凯的马首是瞻,一部分则别有打算,他们的思想仍以旧传统为范畴,虽然新思潮已令他们震撼。
因此,在这新旧交错的时代,从开始便是三元竞争的局面。三元中的新旧人物固然有泾渭之分,革命党与立宪派也有激进与缓进之别。政治权力的分合,往往由连横合纵之运用而变迁。论民初三派人物,革命党与立宪派虽然激烈温和不一,但同时皆以民权政治为理想,应该有相互提携的可能性。立宪派与旧官僚大多有士绅的背景,同出一源,亦有某种限度的妥协余地。难于相合的是革命党与旧官僚,无论渊源或信仰,两者皆属南辕北辙。因此,立宪派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初的权力变化,立宪派实有密切的关系。
三元角逐权力,立宪派选择了旧官僚为妥协的对象,因为旧官僚为实力(军权)在握者;旧官僚志在打倒革命派,亦欣然与立宪派联手。但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立宪派与官僚派一新一旧,基本上难于持久合作,一朝旧势力藉立宪派的协助打倒了革命派,则立宪派亦不免遭受排斥。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革命党与立宪派在元、二年分别改组为正式政党——国民党与进步党——之后不久,先后皆遭到袁世凯之排挤。
民国初年仍是旧势力占上风的时代。代表新潮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失势之后,旧势力一无惮忌,旋即走向反动,袁世凯的称帝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但是,这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返回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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