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巴蜀书社
页码：360 页
出版日期：2003年01月
ISBN：7806595309
条形码：978780659530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

内容简介 书摘*处为上下结构上边为“契”的上边。下边为“石”。
媒体推荐 序
管理科学是当今社会科学中一个极具实用性的热门学科，研究者颇众。在将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企业、经济、社团等管理的同时，总结和继承古代的管理经验，是发展管理科学必要的一个方面。
若论古代的团体管理，佛教僧团可谓最具有研究价值。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走向人间传教度人后，逐渐建立了庞大的出家众团体，这一团体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在同一导师的指导下修行，成员皆乞食为生，不事生产，不蓄财产，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教团表现出超前的民主精神：废除印度世俗的种姓等级制度，所有成员不论姓氏、民族、出身，一律地位平等，对教团事务都具有发言表决权，大家按佛所教导的“六和敬”原则结合为一体，“水乳交融”、“无诤无竞”，人际关系和谐，道风清肃，树立了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团榜样。佛教僧团组织之严密，戒律制度之完善，集体形象及管理效果之良好，生命力之恒久，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谓古代社团管理的成功典范，其管理方法，现在看来，即使对世俗的社团、企业、军队、党派、行政等管理，也还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佛教素以佛、法、僧为“三宝”，三宝中的僧宝——僧伽团体，实际上是住持佛法的实体、主体，一直被强调为弘扬佛法、决定佛教命运的关键。而僧伽的兴衰，一直被认为在于管理，管理的关键，又在于戒律，在于大家能否按共同生活的准则来各自约束自己的言行，戒纲不振，必然导致僧团离散、腐化，道风衰败，从而使僧团的社会形象低劣，失去神圣性及人们的信向，最终导致佛教衰微乃至“法灭”。然僧团能否戒纲清整，又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由于多种内外原因，僧团从佛陀时代的清净和谐，逐渐走向贵族化、世俗化、腐化，最终导致佛教在多元文化竞争中失败，退出印度本土。因时势人心的变化，佛教在印度生存的一千余年间，教团所持守的戒律也适应时机，不无发展变化，从持守佛陀时代的出家四众戒进到兼持大乘菩萨戒，又在大乘菩萨戒的基础上演变出秘密戒。在南亚、东南亚流传至今的南传佛教，一般认为较多保持了原始佛教的本面，其实也适应流传地区的政治文化，形成了短期出家、政府管理等原始佛教中所没有的制度。
佛教输入中国后，沿袭印度佛教体制，逐渐建立起中国出家众的团体，一直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和核心。“出家众住持佛法，在家众护持佛法”，直到现在仍然是佛教界的老生常谈。南北朝以来，中国僧团在印度佛教戒律的基础上，适应中土国情民俗，对印度佛教的戒律和管理制度进行适当的取舍和改造，逐步建立了中国化的僧团，形成了中国化的戒律清规和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唐代出现的禅宗丛林制度，是中国化僧团管理体制成熟的标志，其分工之精细，礼仪之森严，管理之周密，曾使宋儒感叹“三代礼乐，尽在是矣”，称赞佛教僧团之克已“往往为吾儒所不及”。这种丛林制度集印度佛教和中华文化的智慧于一身，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精萃。禅宗丛林制度因为最适应中国国情，在帝王的推广下，成为中国佛教寺院普遍遵行的体制，为中国佛教兴盛数百年并深深影响整个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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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前 言
第一章 汉——南北朝：中国佛教僧团的形成与管理制度的初创
第一节 两汉时佛教僧团之初建及其基本样态
第二节 魏晋佛教僧团的成型及其管理
第三节 南北朝佛教僧团的扩大及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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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早在河北游学时，道安即于恒山建寺传教，组建了自己的教团，“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外实既符，道俗欣慕。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后因时势变动南投襄阳弘法，在此期间(365—379)，弟子即达四百人之众。时人习凿齿称其“天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彼直无为，降而万物赖其泽”。因而被誉为“弥天释”。晋孝武帝奉之以王公待遇，并激励他“居道化俗”。晋孝武帝太元三年(378)，苻坚出兵襄阳，次年破城携道安人长安。苻坚以道安为“神器”，安之于五重寺， “僧众数千，大弘佛法”，同时敕诸学士，“内外诸学有疑，皆师于安”。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说。道安一时成北方佛教之领袖。
随着道安声名的远播，“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僧团规模也随之扩大。僧团的统一与组织管理，成为他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于此，道安实施了两大措施：
其一，决定沙门以释为姓。汉魏以来，中国佛教徒姓氏甚是纷杂，西域僧人依持本姓，如安、支、康、竺等，中国出家僧人戒依本姓，或取胡音、师姓。“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问。”这一方面于中国佛教之一体化发展极为不利，另一方面，村于消弥僧团中僧众出身的阶级差别及僧团的现实差别、从而将僧团导人统一化发展也产生了很大阻碍。因此，道安独出心裁，以佛教“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此“遂为永式”。佛教僧尼之以“释”为姓，从而减少了由于姓氏上所表现出的国家、民族、阶级、门第差别，强化了宗教统一的色彩，厂中国佛教不同地区、不同宗派的融合与一体化发展，中国佛教僧团的统一意义非常大。
其二，译传戒律，制定中国化的僧团制度。道安僧团之内部组织管理，与前世同，主要依持佛制戒律。道安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但其时佛教戒律是相当不完备的，广律也仅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因此道安在佛教戒律的译传方面颇多用心。他在《渐备经序》中曾说：“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指说一切有部《十诵律》、法藏部《四分律》、大众部《僧祗律》、化地部《五分律》)不具，于大化有所阙。”感到僧团戒律与组织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意识到了完善戒律等僧团组织管理制度的迫切性。于是他一方面努力搜求与组织翻泽戒律；另一方面还参照现有的并不太完备的戒律制定了中国佛教僧团的“僧尼轨范”，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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