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360 页
出版日期：2007年08月
ISBN：9787208070370
条形码：9787208070370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熊向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他打入国民党军界高层十数年，出色完成诸多重要使命，成为“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晚年，熊向晖诚邀杨者圣协助整理口述地下工作史料，作者在几易其稿的基础上形成本书。书中以流畅的文字、翔实的史料、细腻的笔触、鲜为人知的细节，完整、真实地述说了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他审时度势，历经艰险，屡创神话，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和坚韧，赢得胡宗南的信任和赏识，力退国民党特务的多次猜疑和考验，巧妙地送出国民党 “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媒体推荐 前言
“不是写我，是写这段历史！” ——熊向晖谈本书写作要旨 “我不是评论历史，不是臧否人物” 在初次访谈前，笔者向熊老提供了一份《熊向晖口述历史访谈提纲》。熊老看了，说：你那里面说，抗战期间，章士钊到西北，受到胡的热情接待，章作词《临江仙》为赠，词中写道：“部曲柳营百万，宾游代谢三千，登坛威重入门便，英雄多本色，韬略自先天！君是天南一柱，我来剑外三年，相逢恰在茂陵边，忝为长揖客，未敢议燕然。” 熊老问：章士钊写的送胡宗南的这首词，我没有看过，你从哪儿来的？ 我告诉他：就在你给我的那本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上。
熊老说：我记不得了，我可能没有注意。章士钊到西安，受到胡宗南的热情款待，这不假。章士钊对胡的评价很高。
熊老还谈到原胡宗南西安办事处副处长张佛千在《我追随胡宗南—— 贵宾纪事》一文中回忆：章士钊到西安，曾用带来的朱红洒金宣纸写了一副对联赠胡宗南，写的是杜甫诗中的腹联：“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该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七十卷第三期。
谈起要写的这段历史，熊老说：我的角度跟你们不一样，我是作为这一段历史的环节。我不是评论历史，不是臧否人物。他说，你当然着重的，是胡这个人。但是也要找马步青、马鸿逵、马步芳、阎锡山的材料，还有过去新疆的，盛世才的。他要我把这些背景材料充实一下，并把他所知道的告诉我，然后要我归总，因为过去这段历史，还没有人把它归总。
熊老谈到笔者写的《胡宗南这个人》一书，被台湾作者张佛千在《我追随胡宗南》一书中加以引用，说：他引用的部分，恰恰是他不方便讲的，就是张佛千在第十辑“研析资料——最罕见的小圈圈”中说：“大陆记述胡先生的书多种，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杨者圣作《胡宗南这个人》，书中提到胡读过书的吴兴中学的同学，及他教过书的孝丰小学的学生，‘ 在胡宗南部下形成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小派别——孝丰派’。我在西安的亲身经历可为佐证”。熊老说，他引用你的这句话，在他那里，很适合他的观点，他说是杨者圣写的。
抗战时，张佛千任胡宗南部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是帮胡宗南打统战的，公关能力很强，文章也写得好。熊老指点我看他在《胡宗南先生纪念集》中写的《胡宗南先生的“小事”》一文，说：他的文笔很好，古文也很好。这个人很复杂，他原先在北平办报，后来复兴社、青洪帮，都干过。
跟吴铁城、黄杰很好，由黄杰推荐给胡宗南。张佛千对胡宗南的评价，有他一定的道理。你可以参考。他后来为什么走呢？主要是认为胡宗南怀疑他，认为受到排挤。为什么引用你的话？有的话，他不便讲，就引用你的话。
他写过于右任。他1990年、1996年来过大陆，与黄苗子很熟。
“如果是‘排他’，怎么不排我呢？” 虽然张佛千认同笔者《胡宗南这个人》一书中的观点，即胡宗南手下 “有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小派别，并且用他的经历佐证，但是熊老却说：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如果是“排他性极强”，我怎么理解？如果是“排他”，怎么不排我呢？说胡宗南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即黄埔系、陆军大学、浙江籍、第1师，说法很多，但不完全是。熊老认为笔者写《胡宗南这个人》，材料看得很多，而且组织、运用得很好，但是，有的东西，比如原胡宗南部整24旅旅长、后被我军俘虏的张新回忆胡宗南说的几件事，都说错了，不符合事实。
比如第7分校甄别事件，台湾出版的《王曲文集》，几个人关于此事的回忆都与他说的不符。张新当时根本不是当事人，白崇禧当时也根本没有到第7分校。甄别事件，不是白崇禧，是郑瑞，后来是袁朴。甄别事件，有那么一点影子，但有资料证明，当事人不是张新。
张新说的铁血团，也没那么回事。胡宗南说他的部队是铁军，建铁血团干吗？写周士冕（胡宗南部27军军长，曾任张新的上司）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跟周士冕很熟。他根本不是这种人。周有两个老婆，但人很好。总之，张新写周士冕，未可信之。
熊老还提到笔者关于蒋介石批评胡宗南，用人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说法，说：其实，胡宗南注意到这一点。他举例说，有一次，胡与我谈天，问我：“新疆谁去好？”我说：“周士冕。”胡宗南说：“周士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也！君子人也！”就是说他是个君子，可以给他当县长，可以给他托孤，他没有说能不能去。就是这句话。周士冕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是张新说的那种人。
张新写徐保（胡宗南部整76师师长），有那么一点像，主要是徐保好赌的事情。胡宗南有一个组织，但不是对他的亲信，主要是对他不信任的人，比如对陈忠经，就通过这一个手续，如喝鸡血等。张新后来写策反胡宗南，有那么一点影子。他当时到汉中去，确实带了胡公冕写的信。但具体情况并不像他所写的。
熊老说，举张新这个例子，就是说写东西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符合历史事实。不要因为个人的好恶，或者为了顺应当时的舆论，就改变事实，歪曲历史。那样写，既没有人格，也没有史德。会误导很多人。
我对熊老说：你的这一段生活，尤其是1943年胡宗南准备闪击延安，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大事，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预先布下了你这一只闲棋冷子，也许我们党的历史会改写。如果把这样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地下工作经历，拍成电视剧，一定会很精彩！ 熊老说：多少年前，我的书一出来，西安电影制片厂就拿着省委的批文，要来拍电影。我没有同意。西影出过不少有名的片子，有的还不错，比如《西安事变》那部电影，就不错，没有丑化蒋介石。当时廖承志和我参加审查。我们认为没有丑化蒋介石。这个剧本确实很好。蒋介石一直没有屈服啊！有一点，关于何应钦想对蒋取而代之，对于这一点，我存疑。我在书里不写。我认为：何应钦真是要取蒋而代之，后来就不会受到重用了。当时（南京政府）是两手啊！我并不是说我的一定正确，只是存疑。
“不是为他树碑立传，要写这个时代” 熊老说，他80多岁才写这个，“这不是写我，是写这段历史”。因为八年抗战，延安就在这个地方。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地方。
关于这本书的着眼点和要写的角度，熊老说：不是写胡宗南这一点，不是为他树碑立传，而是要写这个时代，写抗日战争。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路线，就是搞统一战线嘛！我们党分析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认为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下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要团结起来抗日。开始叫“反蒋抗日”，以后是“逼蒋抗日”，再以后是“联蒋抗Et”，最后是“拥蒋抗日”，拥护蒋介石抗日。
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问题，就是抗日。
熊老说：这里先不管他什么消极抗日，他是不是抗日？他不像汪精卫那样投降嘛！尽管抗日战争是民族矛盾，但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阶级矛盾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所以，毛主席搞抗日统一战线，是既团结又斗争，既联合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统一战线没有破裂。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就如实写了，毛主席当着蒋介石的面，喊“蒋主席万岁！”这是真的。过去重庆报纸都登了。蒋介石当时是中国的代表，是领袖人物，（中国共产党）同意的嘛！ 熊老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先安内，后攘外，剿共。但是，回顾一下，从1927年“清党”以后，定都南京，到1936年这9年的时间，固然是大片的国土沦丧，但建设还是有一定成绩的。特别是在江苏、浙江，修了国防公路，虽然没有用上。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并没有放弃攘外的准备，而是做了一些准备。
熊老说：西安事变后不久，胡宗南的部队就调到徐州，没有再搞剿共。以后就参加上海抗战了。在这之前，当时各省军阀割据，都（与蒋）打过仗，白崇禧、李宗仁、阎锡山……但是，抗日了，都集合在他的旗帜下，四川的刘湘，后来不是死在武汉吗？病死的嘛！白崇禧、IN锡山，包括青海（ 西北的马家军），除了新疆，都服从他的领导。应该讲，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他的地位。为什么西安事变，要拥蒋抗日嘛！毛主席当时对斯诺的谈话，说得很清楚，没有他不行，没有国民党不行啊！这就是毛主席一贯的特点，顾全大局。全局是什么？就是全民抗战。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单独抵抗4年” 熊老谈到：当时蒋在国际上是比较孤立的。只有跟苏联订了互不侵犯协定，苏联帮助，英国、美国不行，美国还帮助日本哩！美国运铁、运煤给日本，运战略物资供应日本。英国、美国并没有援助中国。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蒋能够抵抗，还是不容易的。1939年，汪精卫跑了，蒋介石还是在抵抗。而且，虽然国土沦丧很多，但是把一些工业尽可能迁到iNJll去了。1939年，胡宗南就用吴启诚，到香港去购买物资，胡宗南给我的手表，就是他同时买的。从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s！N 1941年，才起了变化。
一个是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一个是当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本进攻美国。从1937年到1941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中国单独抵抗了4年。
1941年，国际形势起变化了。特别是美国。1942年，美国《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鲁斯夫妇，美国副总统威尔基都来了。这表明中国结束了孤立局面。同年，蒋介石访问印度。然后成立中国战区，他是司令，史迪威是他的参谋长。到1943年，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过去中国这么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由于抗战，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时候成了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当时法国不行，法国戴高乐在英国，他利用人家的国土抗战。法国一直到1945年，到旧金山会议的时候，法国最后才进入安全理事会，确立五大国的地位。本来是四大国。
熊老说：应该考虑，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就是从全民抗战开始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被列强势力瓜分的中国，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是全民抗战，中共军队牵制了日军很大兵力，但是统帅是蒋介石啊！所以，从这个着眼，一百年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地位，开始得到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看历史人物，要历史地看” 熊老说：写这本书的眼光，要用世界眼光、历史的眼光来看。看胡宗南，也要这么看。
首先要看抗日。周恩来给胡宗南的信，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争取他。周恩来与斯诺谈话，称胡宗南是国民党内最能干的指挥官。特别是西安事变，宋子文、宋美龄来谈判，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不要何应钦干了，由严重或胡宗南接替。在 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胡宗南刚提升为军长，还只是中将。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提出这个建议，周恩来也同意的。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战役，蒋军精锐所剩无几。胡宗南到西北来，蒋给他“十六字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罗泽问在台湾出版的《胡宗南先生纪念集》中《胡宗南先生盖棺论定》一文里说：“当政府迁都重庆，抗战进入艰苦阶段时，华北、华中、华南精华富庶之区，大部沦陷。政府以重庆为中心，以川、滇、黔三省所谓的大西南为右臂，以陕甘宁青新五省所谓的大西北为左臂，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那边是四川、云南、贵州。这边，陕西、甘肃、宁夏一直没有被切断。抗战后期，西安紧张，重庆危急的时候，还靠他空运部队去支援嘛！抗战期间，中国完整的省份，只剩下陕甘宁青（新疆情况特殊），云贵川，贵州后来独山也被占了，也不完整。最后要靠空运胡宗南的军队赴援，说明全国的精锐之师，只有胡宗南的部队，这是蒋介石的王牌，也是国民党的定心丸。
熊老说：即便从中共方面来说，也不希望胡宗南的部队失败，放日军西进。不管怎么样，从1939年到1941年，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胡宗南没有趁火打劫。以后到1943年反共高潮，也没有打起来。胡宗南当时是主动的啊！他不得不反共，但最终仍以抗日第一，没有打起来。虽然一段时间阶级矛盾激化，但始终没有上升到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民族矛盾。
综观胡宗南在抗战期间的立场，抗战第一，反共是要反共的，但始终没有放在第一的位置上去。这一点，毛泽东也是肯定的。
蒋介石与胡宗南的第二大功绩，是使新疆还政中央，结束了新疆的半独立状态。虽然蒋介石是决策人，但执行的是胡宗南。特别是从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都有胡宗南的部队。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日本人没有过来，到黄河为止。除了豫西那儿有一点，陕西没有沦陷。后来，他把军队开到新疆去。这样，从陕西、甘肃、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都保留下来了。
胡宗南的“西防苏俄”的背后，也有制约陕甘宁边区的因素。但1943 年，他没有进攻边区。所以，毛泽东认为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是可以抗日的。虽然消极，他毕竟没有做汉奸吧！所以，看历史人物，要历史地看，也要辩证地看。不能脱离当时的那段历史，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看。
“搞内战，没有人支持你" 但是，到抗战结束，那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民族矛盾下降了，阶级矛盾上升了，蒋介石开始反共了。所以，他就失败了。
熊老说：抗战民主新阶段，整军，停战，如果蒋介石接受这一点，中国就会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蒋介石不干。他看不清形势，听了陈诚的蛊惑，“三个月解决中共军队”。这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你搞内战，没有人支持你啊！解放战争，他必然失败。
熊老认为，胡宗南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要分开看，不要连续起来看。他说，这不是我说的，毛主席就是这么看的。胡宗南挂黄埔的帅，有这个资格。西安事变时期，两派黄埔同学都要胡宗南挂帅，领衔发表通电。说明胡宗南的黄埔领袖，不是偶然的。胡宗南这个人的关系很复杂，你的书中也提到，比如胡公冕，他是中共党员。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他与胡公冕关系很好。台湾出版的《胡宗南上将年谱》也提到，当时怀疑他是共产党。另外，胡宗南参加东征，受周恩来影响很大。当时东征军的政治工作，周恩来运用的是苏联红军的一套，胡宗南学这一套学得很好，动员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都是这个时候学的。所以，周恩来当时称胡宗南是黄埔先进。当时就是没有加入共产党就是了。
这说明胡宗南这个人非常复杂。
胡公冕写过一篇《我的经历》的文章，登在《党史研究资料》上，是 1964年写的。他上面讲到他与胡宗南的关系，后来胡宗南居然叫他当平凉专员。而且周恩来1943年到西安来，除了看胡宗南，还看了胡公冕。到 1943年夏天，胡宗南让胡公冕去访问延安。等到7月，周恩来路过西安，还看了他。
这本书的着眼点，胡宗南在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不一样。
国际上的动向，对胡宗南的决策都有关系。
到后来，打内战了，他不得不打内战啊！蒋介石如果接受马歇尔的调停方案，就不会打了。但没有办法，这是蒋介石的反动性，他要吃掉共产党。
“要有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 熊老希望这本书写得要有知识性，艺术性，趣味性。
他说，有的书，讲到胡宗南的干部政策：“黄、陆、浙、一”，你可以用一定的篇幅，讲一讲这个问题。但是，到抗战时期，有多少人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你可以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一下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的知识，可以介绍一下，不要多少文字。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出身，陈诚是保定（军校）出身，张治中、白崇禧，都是保定（军校）出身。到了抗战后期，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这两部分人，都不多了。黄埔军校概括地说一下，广东办了多少期？南京办了多少期？成都办了多少期？简要说一下。不要一弄，就说陈诚是黄埔系，陈诚不是黄埔系，他当时是黄埔教官，但地位很低啊！ 抗战开始的时候，设军委会政治部，陈诚是部长，周恩来是副部长。
周恩来的资格比陈诚高得多了，这是共产党和周恩来顾全大局啊！ 你比如陆军大学，什么时候成立的？后来办了多少班？很简单地介绍一下。不然人家弄不清楚啊！这样也增加知识性。你的书中（指《胡宗南这个人》），不是也分析了胡宗南的部下嘛！多数是湖南人。你可以把军校、陆军大学的知识，介绍一下。陆大，蒋百里当过校长，杨杰当过校长。到抗 El战争胜利后，各军分校取消了。蒋介石一直到后来，就不当校长了。
这一点，有的书说不清楚。
抗战胜利以前，国民党的军装是一种。到1946年改组，国民党改革军装，1946年前的军装不用了，军装也换了，军官开始打领带了。1946年后，军委会撤销了，成立国防部，白崇禧当部长，陈诚当参谋总长，蒋介石就不是委员长了，现在有的人把那时候的蒋还称作委员长，这是不懂历史。好多电影在这个问题上弄错了，在叙述长征的时候，就称蒋介石是总裁。长征时期国民党哪有总裁？选蒋介石当总裁是1938年，在武汉珞珈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到1946年就不能再叫“委座’，了。这是常识。那时候叫“蒋主席”。1948年以后叫“蒋总统”。蒋任（国民政府）主席，是 1943年，原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以后。
挂像的时候，孙中山像挂当中，两边一边挂林森主席和蒋委员长的像，另一边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副总统威尔基的像。因为蒋介石当时不是国家元首，只挂他的像，不好办。林森死了，他才取而代之。
熊老建议我再结合着讲讲马步芳、马步青等地方实力派的情况，并买些旅游的书籍，了解各地的风俗、文化知识，以增加本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熊老还让我写的时候不要用第一人称，用第三人称，客观地叙述。他说，有的事，用第一人称，有许多不方便。同时，他希望我不要轻易下结论，如说某某人“奸诈”，而要用事实说话。
熊老跟我讲述5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时，条理分明，思路敏捷，许多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不用查资料，都说得很清楚。
当初，周恩来要找一个人，到胡宗南的第1军去“服务”，定了几个条件，蒋南翔据此推荐了熊向晖。事实证明，熊向晖的确有广博的知识面和过人的记忆力。这说明，周恩来定的条件和蒋南翔的推荐，都没有错。但是，熊老认为，他被推荐上，还是有偶然性的。当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胡宗南部队去。
熊老认为，即使没有他，按照周恩来的条件，也能找到其他共产党员完成这个使命。
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后记
我写作《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的经过 两点考证，引起熊老注意 1991年初，我正在写作《特工王戴笠》一书。一天，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熊向晖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15周年”发表的《周总理的魅力》一文，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读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1943年的那个夏天，蒋介石已经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胡宗南十数万大军的进攻态势，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熊向晖将情报送交中央，毛泽东断然决定：以“大泄密”作代价，依靠国际盟邦及国内反内战力量的共同合力，最终挽救了中央危局，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是中共之幸！中国之幸！中华民族之幸！ 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周恩来早在抗战初期就布下闲棋冷子，如果不是胡宗南身边有个隐蔽的共产党员熊向晖，如果不是熊向晖及时将情报送交中央，其后果如何？恐怕至今也无人能够想象！可是，让人遗憾的是，如此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惊天大案，在汗牛充栋的中共党史资料及中国革命史记录中竞无记载，不能不说是现代史研究的一项重大疏漏。
掩卷长思，我对周恩来部署及指挥情报战的高超艺术感叹不已，我对中共秘密战线上竟有熊向晖等如此天才的情报人员佩服得五体投地。反观蒋介石运用的特工人员如戴笠之流，不但手段粗糙，而且吃相难看。国共情报战之水准，可谓立判高下。
1995年，我写成了《胡宗南这个人》一书，书中引用了熊向晖打人胡宗南身边进行地下工作的相关情节。其中，我根据《毛泽东年谱》等相关史料的考证，得出以下两点判断：（1）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送出的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是1943年7月3日。这一点，是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所没有的；（2）熊向晖的情报是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电台发出的。这一点，与熊向晖在《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书中的判断不同。这两点，引起了熊向晖的注意，他经过相关史料的检验，同意了我的判断。这是熊老后来与我见面时告诉我的。
1999年夏天，我接到了熊老请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是从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点图书编辑室主任陆宗寅那里得到我的情况。来人在电话中说，熊老看了我写的《胡宗南这个人》，他问我是否有意与熊老合作，由熊老提供解放前地下工作时期的素材，由我帮他整理后出版。如果同意，熊老希望我能到北京，先见个面。
这个消息让我感到意外，更让我感到激动。作为一个研究民国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爱好者，能有机会接触到像熊老这样的国共两党情报战史上最大案例的主要人物，并记录下中共地下战线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传奇，不但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历史责任。于是，我在电话中说：我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与熊老合作的机会。
初见熊老 1999年8月10日，我应约进京。8月11日上午8时，熊老派人开车把我接到他住的地方，我与熊老第一次见面。
熊老向我说明了找我合作的原因。熊老说，他去年到上海，看到这本书（指《胡宗南这个人》），买了一本，当时没有看，回来后看了，认为与他有关的部分，作者不仅写了史料，而且作了分析，写得很好。
熊老说，你的书中，讲到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5次发电报给周恩来，通过第一次发电报与第二次发电报的语气不同，判断是什么时问中央收到我的电报。我马上查《毛泽东年谱》，结果，5次发电报的时间，每次都有，是我书中没有的。
熊老说，我认为不少人都没有读懂我的书，你读懂了。
熊老说，书中对当时形势与人物的心理的分析，符合当时的情况。
熊老告诉我，他本来以为他的情报是通过王石坚的地下电台发给中央的。可你的书上讲是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发的。他核查的结果，王石坚在西安的地下电台是1944年才建立的，1943年还没有建立。因此，熊老说你的分析是对的，并问是否通过资料分析出来的。
我说，中共中央挫败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曾发电报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周子健，称赞“你们所得情报正确”，这说明你的情报，是通过西安“八办”发出去的。
熊老说，我觉得你写的这本书（指《胡宗南这个人》），是做过考证的，是下了功夫的。所以，我想找你来合作。
这一次，熊老没有具体谈，只是接触一下，先说一个大概，让我有个总的轮廓。熊老家里正在装修，他借住在外面，有许多资料，不方便找。
他说，等家里装修好了，就让我住到他家里，有精力就谈，不谈就看资料。大体半个月，初定IO月中旬以后。
那一天，熊老兴致颇高，谈风甚健。他谈到对笔者《胡宗南这个人》、《特工王戴笠》等书对材料的使用及看法，谈到抗战时期胡宗南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关系，谈到胡宗南与汤恩伯的交往的内幕，谈到他与胡宗南的关系，谈到西安军事会议期间他与蒋介石的接触等等。
8月12日，熊老继续畅谈他的地下十二年的传奇经历，并谈到了写作这本书的初衷与宗旨。
熊老谈《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熊老说：几十年来，我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对周总理感情很深。周总理逝世后，我曾经写过几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有一篇叫《于细微处见真情》，是记周总理对我的几次批评。还有《不尽的思念》，是纪念周总理90诞辰。这些文章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反响，很多人都说写得好，很真实，细腻，也引起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注意。
1990年10月，为纪念周总理逝世15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同志找到熊老，约他写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的文章，并指定要写他经历的周恩来领导情报工作的历史。他们说，过去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少了，可是这方面一直很少人写，他们认为熊老写最合适。
熊老对我说，他一开始有些犹豫，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许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有些资料恐怕也缺乏旁证。周组的同志告诉他，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文章中就写到情报工作，罗青长在公开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的《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的纪念文章中，还特别提到熊老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这一段，说毛主席曾称赞他“一个人顶几个师”。周组的同志还答应帮助准备有关资料并负责把关。
除了文献研究室的动员，熊老告诉我，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他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这就是，当时史学界有个说法，说是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在武汉是同意王明路线的，就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熊老讲起他在清华大学的学长、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跟他谈过的一段往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熊在长沙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了国民党第1军胡宗南的部队；宋也参加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了国民党第14军李默庵的部队。但是宋没有呆住，后来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宋平同志担任了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同志曾对熊老说，“文革”中他挨整时，别的都好说，就是到李默庵部队的这段历史说不清楚。造反派说，这是执行王明路线。
熊老对我说，所谓王明路线，就是右倾投降（路线）嘛！就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惟国民党之命是从嘛！抗战就是国民党领导嘛 ！而熊老亲身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却证明了这个说法的虚妄。他说，武汉时期，是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而就在国共关系最好的这个时候，周恩来就预料到将来国民党有可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就先走一步，布置我们去国民党军队，参加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继续抗战，那最好；一旦国民党反共，我们也预有准备。这证明了周恩来的英明远见，哪里能说周恩来执行了王明路线？我写文章的目的，就是用事实来说明周恩来的英明远见。
熊老这篇文章写了40多天，到1990年12月30日才写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看了，认为写得很好。他们很快定了下来，并且和《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联系，做了发表的安排。
1991年1月8日，《人民Et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15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 周总理的魅力>》。“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中央电视台在当晚7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这一消息。
文章发表以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35家中央或地方报刊转载或摘载，很多地方广播电台还连续广播。《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连载还没有结束，台湾有个朋友来北京做生意，告诉熊老说台湾《传记文学》已经全文连载，并发了两期读后感。日文也很感兴趣，一位日籍华人通过廖晖找到熊老，提出要将此书翻译成日文出版。后来由日本NHK电台的出版局出了此书的日文版。
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星期天，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同志与夫人陈舜尧一起来到熊老家。陈也是熊老的清华同学。宋平和熊老回忆起《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写到的一段往事，就是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秘密约谈熊向晖，了解胡宗南突袭延安的战略意图和动向。同时，周恩来检讨自己不慎遗失了记有熊向晖南京住址的小本子，使熊的处境出现危险，并与熊商量如何脱离险境，确保安全。当时任周恩来政治秘书兼中共中央南京局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宋平告诉熊：你在南京那几天，我也在。我看到周恩来那几天，很焦虑，但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40多年过去，看到熊老的文章，宋老才知道当年周恩来焦虑的原因。两位老人共话周恩来的坦白襟怀和超人智慧，非常感慨。
熊老告诉我，当时写，就是为了纪念周恩来。写了4万字，没有着重写情报工作。后来，你发现了，引用了。这是指笔者的《胡宗南这个人》一书。
熊老说：国内写胡宗南的书不少，除了你这本，还有一本《西北王胡宗南》。他那本书，与你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也讲到，研究中国革命，不能不研究抗日战争，不能不研究周恩来。
但是，熊老在这本书中，很少谈及自己的情况。因此我问熊老，这本书出版后，是不是加剧了各方面想深入了解你从事地下工作的经过？ 熊老说：《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发表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及有关部门，曾多次要我把这一段历史写出来。因为这本书只写了与周恩来有关的几个部分，其他方面都没有涉及。但是，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要做的事又很多。解放以来的外交工作，中央有关方面也多次要我尽快写出来，特别是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那一段历史，我当时是周总理的特别助理，全过程参与。真正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中国只有5 个人，毛主席、周总理、王海容、唐闻生和我，毛主席、周总理都去世了，有关方面也找过王海容、唐闻生，她们都说叫我写。这一段历史，我准备由我自己来写。地下工作这一段，我准备请你帮我写。这一段历史，你有基础。由你来帮助写这本书，有一个好处，你对国民党主要人物的背景情况比较了解，这方面就少花许多功夫，少走许多弯路。
对历史材料要去伪存真 熊老说，研究历史，先要掌握大量材料，然后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片言只语不行。
熊老说，你的《特工王戴笠》，写1943年秋天，7月至9月，胡宗南、汤恩伯、戴笠三个人，在洛阳龙门石窟会面。你这个资料，是引用文强《戴笠其人》的回忆。首先，时间就不对。当时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问，胡宗南不可能在这时候到洛阳。其次，洛阳龙门石窟，那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地盘，他会不知道？而且，说龙门石窟一步一哨，不可能如此布哨，胡宗南、戴笠这些人的特点，都是反对张扬的。还说胡宗南作诗，三人称王称霸，这可能吗？ 我说，文强说他亲自参加这个会的。
熊老说：我没有参加啊！文强有什么权利参加？即使是档案里边，也有可能错误。写自己的材料，也有可能错误。右派自己写的检查，就有错误的，也有的是违心的。
熊老说，你的书中（指《胡宗南这个人》），写我这一段史料真实，由此所作的分析就真实，有些是我都没有想到的。但也有的地方说法不对，你那里面有个小标题，说：“胡宗南只配作连长”，是借用胡宗南部的军长陈武的话讲的。胡的部下有没有这样讲，我不敢说。如果有，也不应作标题。这不是写历史。我的观点，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讲的话，都是以事实为根据。胡宗南、卫立煌这些人，都是心机很深的人。你不根据事实，说出来也不像。
熊老问我：西安那里，你去过没有？我说，没有去过。熊老说，你要去一下。包括陕西、青海、宁夏、河南，都要去一下。实地看一看，了解当地的地理形势、风土人情，这样，许多事情，你才能理解得深。可以找一下过去的地图，西安、兰州的，包括公路多长？都要了解。黄河壶口，最好也要去一下。这样，许多地方，可以用背景资料烘托一下。
熊老说，台湾出了一本《胡宗南上将年谱》，是胡宗南死后十年出版的。他看了一下，有的对，有的不对。
这次见面，最让我惊异的，是熊老的记忆力。当时，熊老已是81岁高龄，但对于五六十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他仅凭脑子复述当年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电，几百字的电文稿，不但十分流畅，而且一字不漏，即便我比他年轻30岁，也难以做到。
这次在北京期间，我见到了熊老的夫人谌筱华女士。从熊老的书中，我早已知道，熊夫人与熊老一样，也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是我敬仰已久的一位红色孤胆女英雄。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慈祥善良，文静儒雅，气质不凡。我虽然与熊夫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但由于熊夫人是江苏南京人，我是江苏南通人，算是有一层大同乡的关系。我说话乡土音较重，熊老颇不易听懂，熊夫人就在旁边帮我“翻译”。我记得，当时为了能让熊老听明白，说话时，声音很响，但熊老还是不明白。沟通上的困难，使我颇感尴尬。而熊夫人的翻译，顿使我摆脱尴尬境地。颇让我惊奇的是，熊夫人说话轻声细语，声音并不高，而熊老却能听得清清楚楚。可见熊老伉俪几十年相濡以沫，双方已经到了心有灵犀的境地。听熊老的秘书黄征同志说，熊夫人前几年不幸去世，我从内心里深感惋惜。仅以本书献给熊老的亲密伴侣与忠实战友、中共秘密战线上的孤胆女英雄谌筱华同志。
熊夫人不幸辞世，给熊老的身心很大打击。原先合作出版本书的计划，也一再推迟。直到2001年10月间，熊老到上海检查身体，住在上海安亭别墅。利用这个机会，熊老叫人给我打电话，叫我顺便到上海一晤。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接到电话后，我就赶到上海了。11月1日至11月2日，熊老第二次进行了口述。
北京和上海的这两次口述，熊老都把它定位为试验性质。熊老说，进入正式的口述，需要15至20天左右的时间。他说，还是要想办法安排一个时间，把这件事做完。熊老说，他这次从上海回北京后，就积极进行安排。
西安忆旧 2002年3月，熊老的秘书黄征同志从北京打来电话，说熊老约我3月下旬到西安，一边参观现场，一边就在那个地方口述。时间初定15天左右。
这样可以帮助我增加感性认识，便于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情景。黄征说，熊老要我做好准备。
我对熊老的这个提议深为感奋，更为熊老在84岁高龄亲赴陕西，再现当年的地下生活，深感钦佩。
3月24日，我如约到达西安，与先一天抵达西安下榻西安金鹰酒店的熊老一行会合。从3月25日至4月9日，其间历时16天，熊向晖对他的地下生活，进行了第三次口述。
西安期间的口述，是熊老对他的十二年地下生活的一次全面回顾，从内容上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大的板块：十二年卧底生活时期，随蒋经国访问西北的经过，国民党西北高层机密，胡宗南的抗战与反共，胡宗南的个人生活等。
利用口述的间隙，熊老带着我先后参观了下述地方：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七贤庄，原胡宗南东仓门l号办公室所在地——西安市东仓门，原胡宗南西安市内办公及住宿地址——西安市下马陵董子祠，邻近下马陵地段的西安城墙，原胡宗南第34集团军总司令部、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西安市荐福寺（小雁塔），胡宗南为蒋介石兴建的神禾塬常宁宫别墅，原中央军校西安第7分校所在地——王曲镇，原第34集团军将校训练班所在地——皇甫村（胡宗南当年曾改名为黄埔村），青龙岭（胡宗南时期曾改名为兴隆岭），终南山南五台，杜曲，原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班部所在地——西安太乙镇太乙宫，原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所在地——华翠岭，原西安事变旧址——华清池，张学良旧居，杨虎城旧居，原第17军团部所在地——陕西省凤翔县东湖，原第1军随军服务团所在地 ——陕西省凤翔县西大街天主教堂，华山，潼关旧址，潼关黄河，潼关风陵渡，黄陵县（原中部县）黄帝陵，陕北高原地理地势，洛川县城，延安市区，延安杨家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故居旧址，延安大礼堂旧址，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旧址，原中共中央社会部旧址，延安王家坪毛泽东故居旧址，原延安交际处旧址，延安宝塔山，延河，延安新市场旧址，延安展览馆，陕西黄河壶口，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及山西省政府旧址——山西吉县克难坡等。
整理书稿的经过 从陕西回来后，我即根据熊老的口述录音及笔记，开始了熊向晖口述史的整理工作，其具体工作进程如下： 从2002年4月12日至11月3日，完成了录音磁带及笔录的文字整理工作，同时对熊老口述史涉及的历史背景资料进行搜集、考订、整理工作。
从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8月4日，完成了《蒋经国访问西北内幕》（ 现改名为《随同蒋经国的西北之行》）的整理工作，随后寄送熊老审阅。
从2003年8月31日至2004年7月3日，完成了《我的情报工作生涯》（现改名为《情报英雄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的整理工作。
从2004年7月至2004年12月，完成了书中照片的整理工作。
2004年7月22日，熊老约我到青岛，对书稿进行修订工作。
2004年12月11日，熊老约我到他的北京寓所，谈对书稿作进一步的修改。
按熊老的意见，返通后，我将修改后的书稿寄熊老审定。但不久即听说熊老因身体不佳住院治疗。
2005年9月10日晨7时许，这一天是星期六，我尚在睡梦之中，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我起床后拿起话筒一听，是熊蕾的声音，她带着沙哑的哭腔说：“我爸爸昨天晚上走了……”，我头脑里嗡地一声，睡意全消，半天竟着不得声。我几乎不知是何时放下电话，呆坐在床边，想起6年来与他接触的日子，想起他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想起他的睿智和谆谆教诲，想起他对历史的深沉的责任感，想起他对口述史料的严谨把握和辩证分析，想起他对文字稿的句斟字酌等等，真让我百感交集…… 最后，按熊老的交代，此书由熊老女儿熊蕾接着审阅，并按熊蕾的意见，重新进行了修改，经熊蕾审阅和修订成稿。
本书原商定以“熊向晖口述，杨者圣整理”的形式署名，现根据熊蕾转述，按熊老逝世前的交代，改成由杨者圣单独署名，并将原书由“第一人称”的口述，改为“第三人称”叙述。
应当说，本书的真正作者是熊向晖，笔者只是作了一个记录者和整理者的角色，而且这个角色似乎扮演得并不成功，至少未能完全展现熊老的构想和初衷。
仅以此书献给熊向晖以及千千万万个曾经战斗及牺牲在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杨者圣 2006年6月18日
编辑推荐 熊向晖，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毛泽东誉为“一个人能顶几个师”。他打入国民党军界高层十数年，出色完成诸多重要使命，成为“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晚年，熊向晖诚邀杨者圣协助整理口述地下工作史料，作者在几易其稿的基础上形成本书。书中以流畅的文字、翔实的史料、细腻的笔触、鲜为人知的细节，完整、真实地述说了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他审时度势，历经艰险，屡创神话，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和坚韧，赢得胡宗南的信任和赏识，力退国民党特务的多次猜疑和考验，巧妙地送出国民党 “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
目录
序：“不是写我。是写这段历史！”
——熊向晖谈本书写作要旨
第一章 接受任务
蒋南翔嘱了解社会动态
“我是福尔摩斯啊！”
在武昌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