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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发布时间: 2010-02-16 23:05:07 作者: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403 页
出版日期:1991年09月
ISBN:7208012326
条形码:9787208012325
版本:第3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内容简介 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是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 内的移植。它和中国本土文化的主论——儒、道文化相接触,经过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佛教5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撰择改造和重点。中国佛教在思想道德、教育、史学、文学、制度和风俗习惯,诸领域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傅统文化的长河。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粲阑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傅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 魏承思,男,1951年生于上海。198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古代使、佛学、文化学方面的研究与杂文创作。
媒体推荐 序言
中国佛教文化史是一个古老的综合论题。
远自释道安首倡“出家无姓,同称释子”,综理经录为中国佛典目录学之始。罗什为答慧远所问大乘深义十八科而撰《大乘大义章》。厥后天台、华严分科判教,别立门庭。天台若《大乘止观法门》(传意思作),释如来藏,总明三性,发万法互摄之说;湛然作《金刚锌》,立“无情有性”之义。华严若法藏《金师子章》,明缘起,论五教。宗密晚出,和会“宗”“教”,作《禅源诸诠集都序》,分为三宗七家;乃至《原人论》兼及儒道有关人生来源论点,直显真源。盖已“上为以前佛学作一结算,下为以后道学立一先声”(冯友兰语)云。至宋延寿禅师出《宗镜录》,亦隐为“宗教会合”之结撰也。
近贤自杨仁山刻经弘教,欧阳渐建立内学院,章太炎、梁任公、吕徵、汤用彤诸氏,迭出宏篇,综论佛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其致广大而尽精微之业绩,固已为内外学者所公认矣。顾尚未有;降二千年来佛教史迹与传统文化之交涉,源源本本,作一鸟瞰式的叙述,而予吾人以一明确详尽的概论,乃今于魏生承思新编《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一书见之矣。
作者立足于前修与时贤丰硕成果之上,妙善抉择,取精用宏,蔚成长编。认为佛教是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对古代印度文化的一次系统总结和重大变革。中国佛教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圈内的移植。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道文化相接触,已经历一个由依附、中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此一过程既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选择、改造和重构,中国佛教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从而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来说,它具有适应性、世俗性、调和性、简易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作用于佛教的结果,也是佛教能够在中国长期存在、广泛传播的条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书此一叙述,要言不烦,甚得探骊之快。余尝言文化有三性:继承是历史的传统,吸收是时代的潮流,创造是民族的形式。二千年来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大乘佛学天台、华严、南禅诸宗的开创,承先启后种种殊胜,足为吾说张目;而魏生论稿之问世,实一大事因。缘也。吹网投针,全凭自力;他山攻错,所望读者。因乐为之序,藉证同参之雅云尔。

苏渊雷
一九九一年辛未清明于姑苏旅次
编辑推荐 人使自然演化为文化,文化又使人找到了人的真正的本质。宗教是一种受制于历史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尤其是佛教,其高深的宗教哲学思想,构成了佛教文化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品格。本书将引领你进入玄妙的佛法之门。
目录
序 言 苏渊雷
第一章 绪论:中国佛教文化论纲
一、佛教是特殊的文化形态
二、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
三、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四、中国佛教文化的特点
……
文摘 书摘
封建宗法制度在中国社会有深厚的基础,形成了一整套封建伦理关系的网络。佛教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结构,仿照世俗宗法传承关系,也创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寺院财产继承法规。各个宗派的师徒关系,俨如父子关系,代代相传,形成世袭的传法系统。印度佛教禁止出家僧人从事生产劳动,必须依靠王公贵族、富商的布施生活。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人们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佛教一旦失去最高统治者的巨额资助也就很难完全依靠乞讨维持。于是佛教寺院就创立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制度,并且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寺院经济。
中国佛教的适应性特点,还表现为它能够适应不同时代士大夫阶层和底层民众的不同精神需要。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它的信徒主要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魏晋名士崇尚清谈,为了适应他们说空谈玄的需要,佛教性空般若之学便被大量介绍,广为流布。后来,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士大夫对现世生活失去信心,于是涅佛性说的解脱思想就取而代之,成为佛学主流。当佛教自上而下逐渐走向民间的时候,简单易行的净土信仰又极其盛行。中国佛教的适应性,既是受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本来面貌;也是因为佛教本身具有重视自我调节的“方便说”,提倡在教化不同情况的众生时要“方便善巧”,“方便权略”,允许采取各种方便法门,灵活引导众生。这就使得佛教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能够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不断适应中国国情和传教需要。
二、世俗性
中国佛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本来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不值得留恋,应该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人们在现世解脱是不可能的,只有万念俱灰,历世苦修,才能达到涅檠寂静。后来大乘佛教虽然也主张即世间而出世间的思想,如龙树曾说:“涅架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也无少分别,涅粲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但是,这种思想在整个大乘佛教思想体系中所占地位并不重要。然而中国佛教却把它推到极致,从淡薄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到不离世间求解脱,最后把出世之佛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佛教。特别是中国禅宗更是提倡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成佛理想。慧能曾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另一位禅宗大师神会也说:“若在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后来的禅宗沿着这一佛教世俗化的方向一直发展到不读经,不拜佛,不坐禅,鼓吹坐卧行坐,砍柴挑水都可以悟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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