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页码：308 页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ISBN：9787801959935
条形码：9787801959935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同时，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其观点和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曾任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著有《摩登者说》《天下：江山走笔》等。多年来，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成为“士”的精神传统在当代的有力接续。
媒体推荐 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
——纽约大学教授、东亚系主任 张旭东
他是学人，也是才子，又是思想者。……以我的观察，毓海不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上午当学究、晚间做才子的类型。他显然是把几位自己用菜刀拍碎，然后用筷子搅匀，因为，他端上来的这份精神食粮，几乎每一口都能吃出上述每一位。
——作家 黄纪苏
我始终相信那位曾因撰写《北大，魂兮归来》而为自己惹上麻烦的教授，骨子里流淌着热的血、躯体中燃烧着烈的火。在毕剥声中，在漫天的烟雾里，他把自己烧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胸怀天下的人。
——媒体人 迟宇宙
韩毓海将世界的“大转变”解释为500年中持续的缓慢过程，中国与欧洲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的不同，是促成这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
——Leslie Hook，《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
作者有力印证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对16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的“世界经济”的颠倒。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提供了观察现代世界的新视野。
——Daniel Vukovich，《Positions》，第13卷
编辑推荐 《五百年来谁著史》是第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核心思想足以为当下中国提供政策依据。
★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本书观点尖锐深刻，直接针对时下热点话题。作者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本书强调国家能力和民族利益，关心国家金融安全，是《货币战争》的历史升级版。
目录
绪 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上篇：“漫长的16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小 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下篇：“漫长的19世纪”
导 语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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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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