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页码：757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
ISBN：7538263802
条形码：9787538263800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历史学家无法预言未来，但省察过去和展望未来，又可说是他辛勤伏案之余的自然权利。
作者简介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赴港。1958年中学毕业，随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及拔兰大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于当时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1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近年学术工作包括“中国古代文献电子资料库”之建立、现代化历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史等。为《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创办人，并曾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
媒体推荐 自序
十五年前，我离开曾经从事二十年之久的物理专业本行，以及后来担任了六年的行政职务，转到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这无疑是个巨大转向，但揆诸许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曾经历的曲折道路，前例尽多的是，算不上有什么特别。到研究所之后，我所最着力推动的，便是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本来，中文大学创校校长李卓敏在1967年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之初，便已经提出“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这一理想，作为它的长远目标。然而，由于种种缘故，研究所其后的发展却逐渐集中于传统文化，特别是文物与艺术方面。因此，到了80年代末叶，近代中国研究实际上必须从头开始，这对于像我这样“转行”的人来说，自然十分吃力。幸运的是，研究所提供了自由的环境和各种资源，使得我和几位志趣相近的同事能够合作开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成立“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好几个学术研讨会，还出版若干种丛书，在十多年光阴里为中国近现代问题的探讨营奠了一个环境。
这本集子所收将近五十篇文字，便是我到研究所之后，在上述意念推动下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作品，其中部分与特殊场合、刊物有关，但大部分则是围绕着现代化探讨这一主题而衍生。何谓“现代”，自然有许多不同说法。我认为也许最能凸显其特质的，则是其断裂性以及相因而至的纷杂性、变动性。李校长的格言，触及了这断裂性在时间以及空间的两个向度；史诺(C．P．Snow)的“两种文化”之说，则从科学与人文领域的分野，指出西方文化内部的断裂；而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踏入的这一个以生物之复制，人类基因库之解码，以及电脑能力之爆炸性扩张为标志的“美妙新世纪”，与刚刚结束的20世纪之间，无论从经济——社会结构抑或人类意识来说，亦同样有巨大鸿沟存乎其间。
由于“现代”的断裂特性，这本集子所收论文性质庞杂不齐，那并不足怪，甚且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表示，李卓敏校长的理想已经被遗忘，或者我没有做过一些跨越文化鸿沟的微弱努力——事实上，这恐怕是所有知识分子，无论在中国、西方抑或其他文明，虽然明知其不可也都无从逃避的一种尝试吧?20世纪之初，初次接触康德与叔本华的王国维便曾有“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之叹，乃至感到有“在二者之间”终其一生的危险。然则，对今日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桥飞架南北，天
堑变通途”的梦想恐怕更遥不可及了，倘若不甘以学术专业的深沟高垒自限，则以短暂生涯充填不同文化间沟壑之命运，殆将不免，这是无可如何的事。诚然，以十五年功夫，只得出这么一点儿成绩，虽谓纷繁事务间隙中草成，亦殊感汗颜。不过，敝帚自珍，人之常情，这些文字纵然空疏粗浅，自问倒也还用了心思，并非徒落窠臼，是耶非耶，识者正之。再次套用静安先生的话：“诗云：‘且以喜乐，且以永日’，此吾辈才弱者之所有事也。”至于他所向往的“深湛之思，创造之力”，则恐非吾辈常人所能企及，只有“俟诸天之所为”了。
这本集子相烦沈昌文兄弟安排出版，冒渎王元化、杨振宁二位前辈先生清神赐序，有劳饶公挥笔题词，对他们的热心和爱护，我铭感于中，谨此深深拜谢。此外，李忠孝先生负责编辑，李洁儿小姐帮忙文字输入和打印，严桂香女士协助处理大量有关事务，都是我由衷感激的。最后，先你克文公自20年代初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堂以还，在剧变的大时代中从政、办报、办学、教书者前后凡六十年，终生孜勤奋，但言行身教的影响则无可估量，我以此集敬献于父亲，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情。
2001年9月18日于用庐
目录
第一辑 现代化研究
毁灭与新生I——奥图曼帝国的现代化历程
毁灭与新生Ⅱ——土耳其的威权体制与民主历程
圣洁与邪暴：俄罗斯灵魂的两面
对三个现代化历程的反思
法律的革命与革命的法律——西方法制史的两个对立观点
……
文摘 书摘
巴老来港，轰动了全香港。然而，就在典礼举行之前一个月，发生了完全意想不到的变卦。负责撰写和宣读赞词的教授，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突然通知大学，说几经郑重考虑，认为由于个人身份与意见的缘故，自己不宜担任这一荣誉性的工作，请求另觅人选。在仓促之中，这令校方感到极端尴尬，最后决定，由我替补。
由于当时社会上对巴老有各种不同评价，所以撰写赞词是一桩相当敏感的工作；更何况，我虽然对文学有兴趣，也曾在报章和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字，但却从来没有字斟句酌地撰写过经得起推敲，可以当众诵读的文章。此外，在这典礼上一共有四篇不同的赞词以及相应的英译稿都要由我一个人负责，所以足足有三四个星期之久我抛开了一切日常事务，日以继夜地赶工，饶是如此，也只是到最后一刻钟才完成工作。但辛劳没有白费：典礼过后，这几篇文章引起了颇大注意和反响，有的报章将四篇赞词全文转载，有些前辈学者表示欣赏，甚至巴老也含蓄地说：“看来陈先生对我是有了解的。”由是我认识了巴老和王元化先生，以后每到上海总要前往拜望；陪伴巴老来港的陈丹晨兄也成了好朋友，时相往还。就这样，由于一个偶然机遇，我开始和中学时代所曾深深爱好的笔墨工作重续前缘。
然而，整整十年之后，我才知道巴老当时那句淡淡的说话委实是太宽大太慷慨了。1993年丹晨兄送我他的新作《巴金的梦——巴金的前半生》，其后又读到陈思和的《巴金传：人格的发展)，这才如梦初醒，初次意识到青年巴金底子里其实是一位热烈、真诚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者，走上文学道路只是后来偶然的事；这才汗流浃背，深深感到我这篇赞词的浮泛。由是，对历史之复杂、曲折，和知人论世之艰难，我得到了更真切的体会。
1985年我在中文大学秘书处工作已经五年，当时马临校长年届六十，本有意退休。但当时香港政治地位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各方恳请，他终于勉为其难，宣布接受校董会的邀请再延任两年，即至1987年为止。我则觉得，这正是自己结束行政工作，趁早返回学术领域的时候了。不过我离开物理系已多年，虽然经常和系里保持密切联系，要立即再展开已经搁下的研究工作自然不免吃力，因此颇为感到犹豫。
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年冬天，已届八十高龄的小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郑德坤教授因为中风而住院，看样子势不能再回研究所。由于我对文史有很深兴趣，又曾经和研究的同事略有往还，因此就动了念头，向校方提出，请求改调研究所的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