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页码：276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4月
ISBN：7802086434/9787802086432
条形码：9787802086432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应该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社会各界足够的重视。
几年前，一次返乡，故乡的一切让我们震惊。得益于国家的良好政策，父老乡亲的生活的确有了很大改善，对此我们十分高兴。但与此相对应的一些事情却让我们深深忧虑：整个村子有很多新盖的楼房，新盖的楼房却全是空置的，没有家具，也没有人居住，光鲜的房子摆在那里，冷清得很；同时，大半个村子空荡荡的，只能见到年幼无知的孩子到处玩耍和年过花甲的老人踽踽独行。
原因很简单——村里的青壮年男女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滋生出一个沉重的名字：“农民工”。虽然这个名词也早已见惯不怪，但是，农民工离开农村以后，到底给农村留下了什么？他们挣钱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他们的希望和追求又是什么？他们离开农村后，由孩子、老人和一些单亲家长构成的农村社会又是怎样的运转？
带着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辗转于湖南、安徽、四川、湖北等农民工大省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详细调查。可是越是了解，越是令人难受。一桩桩，一幕幕，触目惊心，扼腕痛惜。许多村子跟我们的故乡一样，人去楼空。那些新建的房子空在那里，农村留不住人，没有生气。农村的孩子像野草一样，自生自灭。
农村留守儿童，甚至农民工问题都是在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和农村文化的一种反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我们说农村伤了，而且伤得很深。我们试图用“伤村”二字让整个社会来关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某些人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毋庸置疑，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派生。在调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留守儿童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留守儿童问题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有大批的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下一代新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与其中少数人成为大学生的农家子弟一起，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作者简介 聂茂，原名陈庆云，曾用笔名三耳等，湖南人。留学博士。曾在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湘潭大学和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深造。长期在媒体一线从事编辑、记者工作。1999年出国深造，2004年学成归国。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报业网学术顾问、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文化顾问以及湖南省委宣传部文艺阅评员等。
已在大陆、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新西兰等地数百家报刊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曾获得世界华人文学大奖赛小说组一等奖。新加坡《联合早报》小说新人奖一等奖、《人民文学》创刊45周年（1949-1994）散文大奖、1998年度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以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湖南省好新闻奖一等奖，并获湖南省人民政府记功一次。等等。
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散文集《天地悠悠》、《心灵的暗香》、《俄罗斯心灯》，诗集《玻璃房子》、《因为爱你而光荣》。长篇传记《乱世豪臣》、《草莽枯荣》，长篇小说《情泊奥克兰》，文学评论《民族寓言的张力》，文化研究《日月驰骋——高速公路文化镜像》、《速度之恋——高速公路文化家园》，社会学研究《雅痞——成功者的精神标签》，译著《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续集》和《激励圣经》（台湾出版）等20余部。
编辑推荐 “关爱留守儿童，共创和谐社会”
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儿童——这一越来越庞大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健康成长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2008年2月27日，全国妇联发布《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儿童时期是人身体发育、性格养成、知识积累的关键时期，由于生活环境不稳定，缺乏父母亲的关爱，部分留守儿童成长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出现了一些需要关注值得关爱的情况。”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室主任蒋永萍介绍说。全国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
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1.3亿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人。和12000年相比，2005年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29％，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
全国妇联发布报告，显示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留守儿童。
——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华慈善总会、人民网、湖南省团委、湖南卫视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关爱留守儿童，共创和谐社会”系列活动。
此书每销售一本即为中华慈善会捐赠0.8元，用于贫团儿童的教育经费。
目录
序　幕留守儿童——农民工心里的苦痛
　城市边缘人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火车上的男人
　小小村庄的幸与不幸
　被洗劫的乡村
第一章　叹息——农民工背后的眼睛
　洪水吞没的村庄
　消失的孩子
　吃人的兽
　“两个孩子来过这世间一趟”
　农民工背后的眼睛
　父母走后的世界
第二章　月亮——触不到的情感与思念
　会说话的“哑女”
　在虚拟的世界里晃荡
　“到北京去放羊”
　山中的马尾草
　“请触摸我吧！”
第三章　星星——偏离轨迹的迷途
　火红的烟蒂
　小小“纵火犯”
　少年杀人犯
第四章　太阳——高高照耀的毒
　“我想在山坡上奔跑”
　飘向天堂的纸飞机
　表兄妹之间不该发生的事
　被侮辱与被杀害的一
　血的控诉，泪的呻吟
第五章　荒诞——因果的戏剧性错位
　残缺的精神世界
　长不大的孩子
　爷爷成了吓人的小鬼
　游离：情感的戏剧性错位
　需求与要求的对撞
　别伤到孩子的骨髓里
第六章　疏离——新旧均衡的裂痕
　八岁的小赌徒
　不能承受的角色之重
　隔代抚养的悲剧
　麻袋里装的竟是外婆的尸体
　“不用怀疑我的真心”
　无法原谅的“老畜牲”
　走投无路的血案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第七章　落差——滞后于孩子的速度
　“钱爷爷”面前的“龟孙子”
　王生的故事与沉重的教育指数
　梦里的春天带着泥香
　农村教育的“马太效应”
　沉重中的亮色
第八章　残缺——脆弱的社会环境
　洞庭湖上的“儿童乐园”-
　谁亏都不能亏孩子
　“偷煤贼”与“投毒者”
　残缺与脆弱
　城市里的一滴泪
第九章　果实——成熟的留守生涯
　愚蠢的火焰
　泥土里长出来的“恶之花”
　父亲是山，母亲是水
　心会跟爱一起走
　留守岁月的爱与痛
第十章　希望——温暖的孩子们
　令人哀伤的蝶之舞
　村子里共同的孩子
　月光下的羊群
　乡村生活的幸福心态
尾声革新——为了留住未来的根
　充满野性的生命之根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初探
　让爱无限延伸
　我们有个共同的家
后记
……
序言 留守儿童——农民工心里的苦痛

城市边缘人

　　农民工来了，冒着生命危险来了！
　　然而，农民工来到城市，却只能行走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在城市从事着最脏、最重的活儿，那是城市人所不想不愿或不屑于做的。在嘈杂的灰尘飞扬的建筑工地运沙子、搬砖头、建网架；在斗大的小卖店里做搬运工；在繁忙的纺织厂，手脚麻利却又机械地剪接线头；丢下自己的孩子去别人家里照顾别人的孩子；在污水横流的深巷里，帮小吃店涮洗盘子端碗端菜。
　　2006年秋天，有一段时间，隔壁单位装修施工，我们就目睹了那些农民工的生活。
　　高高的大楼下，一片空地，炎热的夏季里，突然就用油毡搭建了一个大棚，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农民工在此施工。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能看到农民工忙碌的身影。他们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拉砖，拉水泥，挑白灰，很少见到他们闲着。中午的时候，从楼顶看下去，他们都坐在树荫里，端着饭盆吃饭，偶尔还能看到农民工赤裸着上身，站在水龙头旁，用毛巾接水，擦洗身子，而水龙头的水常常时断时续。有一次，一个农民工在身上涂好了肥皂，却没水了，他就用毛巾把身上的肥皂沫擦干净，穿上满是泥浆的衣服走了。有一次加班，大概是接近晚上11点钟，我们从下面走过，看到一个男人，光着上身，在风口乘凉。我们特别留意了他们住的棚子，站在棚门口我们就闻到一阵浓浓的汗臭味道。棚子里有几张用木板搭的床铺，没有蚊帐，床板上放着又脏又旧的褥子和衣服，棚子一角是脏兮兮的灶台，上面坐着水壶，水壶正吐着热气。一盏昏黄的灯挂在棚子里，灯光下面几个年轻人，正把头凑在一起，眼睛对着一台7寸大小的黑白电视，没有电扇，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扇动着一张报纸，而蚊虫太多，他们不得不在头上裹一块大大的黑布。
　　那一刻，我们的心很酸。一个楼上，一个楼下，生活竟然有那么大的差别。更让我们吃惊的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而是那么长时间，每一次见到我们，他们都用一种怯怯的目光迅速地扫一眼，然后立即朝向别处，木然地垂下头。他们没和楼上的人说过一句干活以外的话。真的就是一个世界，两种存在。
　　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城市，却是城市的边缘，忘不了也改不了的是：他们是农民。而大部分城市人始终都无法接受他们，就因为他们是泥土里长大的。这些城里人忘记了他们原本也来自农村，至少他们的爷爷或他们的祖先原本也是农民。泥土本来是农民的高贵，现在却成了他们的伤口！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知识的不断更新，和处于封闭和落后环境中的农民的落差越来越大。泥土赋予他们的淳朴、厚道、本分在城市里变成彻底的粗俗、无知、愚昧、丑陋、肮脏，他们与城市格格不入，那是农村与城市的碰撞，是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他们落到城市的最底层，成为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沧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深沉的眼睛，凡是泥土烙在他们身上的东西，都成了城市人看低他们的原因。随地吐浓浓的痰，随处抽劣质的烟，满口脏话，有些恶心的笑声，散发着汗臭的体味，盲流一样的神态，成群结队地出行，指指点点的动作，口无遮拦的恶搞，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大白天在城市的立交桥下、体育场边撒尿。
　　我们就曾看到过那种情形，撒尿的人对着一堵墙，脑袋不停地东张西望，一名女子骑着电动车经过，他也没有停止那令人作呕的行为。更有甚者，有的农民跑进城市，人性也发生了扭曲，成了强盗，成了贼……
　　可以说，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是现代城市不能容忍的，在城市里表现为劣根，而他们短期内不会为城市改掉这些劣根，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过低。于是，他们只能成为城市里最卑贱的弱势阶层，遭到城市人的鄙视。
　　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刚停下车子，就看到几个穿西服的男人和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女人在殴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被打的是个农民工，他正双手抱着头，蜷缩着身体，几双黑色的皮鞋和一双高跟鞋狠狠地乱踢在他身上。周围围着几个农民工，呆呆地站着，不敢出声。打完人之后，那个女人向地上的农民工不屑地啐了一口浓痰。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农民工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女人露在外面的洁白的肩膀，没想到却招来如此毒打。
　　作为城市人，我们当时感到很惭愧。后来一想，可能那个女人要发泄的不仅仅是被碰肩膀的愤怒，而是经历了许多类似的事情，心中蓄积着一股由来已久的怨气。城里人都说在他们眼里农民工的素质低下，破坏了城市文明的形象，可是，农民工真的就是城市的一块疤痕吗？就算是一块疤痕，那么，造成这块疤痕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很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
　　在繁忙的都市，有谁在意过那无数的角落中，无数的建筑工地上，大量的体力型工厂里，农民工挥汗如雨的忙碌身影？我们亲眼见过他们拉紧裸露的肌肉，背起一扎钢筋，推动几百公斤的货车；亲眼看见他们在几十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地来回行走；亲眼见过他们顶着烈日，挑起两筐沉甸甸的砖头。他们真的很像农村的牛，忠诚的老黄牛，这些牛被赶到没有泥土和草的城市，都是廉价的劳动力。而城市飞速地发展，庞大的公共基础建设和商业建筑建设，以及低层次的服务业，已经极度地依赖他们。他们是建设者、生产者，更像是为别人抚育婴儿的雌鸟，当雏鸟破壳而出，它们就得飞走。同样，房子建设好，城市更大、更美的时候，他们也就走了，那房子不是他们的，城市也不是他们的，他们能带走的只有一点微薄的工钱，或者一张带着体温的有血渍的欠条。
　　他们只是看着城市的汽车和美女而两眼迷茫的老牛。他们不属于城市，但是为城市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身躯和肌肉已经成为城市的骨架。有人说中国的农民是最可爱的，中国的农民也是最老实的，这是真的。中国农民这个骨架坚硬、忠诚，能吃得苦，能耐得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群体，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
　　因此，请城市的人们多宽容一些，也请城市对他们仁慈一些，不只是简单的经济上的，或言语上的，更多的我们要从心灵上，从城市的文化上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他们在城市里真正有一种家的感觉。
　　2006年的那段日子里，我们曾经利用闲暇的时间和楼下的农民工聊过天。我们了解到，他们是长沙市近郊宁乡县农村来的，工期大概四个月，完成后，他们每人可以拿到3000块。我问到一个中年男人，问他为什么出来打工。他的回答很简单：赚钱。问其他的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回答：赚钱！多么实在的一些人，实在得有些沉重。我追问他们赚钱为了什么？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中年男人说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一个年轻人说为了盖房子，盖房子是为了娶老婆；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干脆回答赚钱就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有钱就是大爷”。
　　我们和那个中年男人聊得更多，知道他的老婆也在工地上，每天负责做饭。他们家里有两个孩子，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上面还有一个老母亲。这个农民工朋友说，两个孩子跟着老母亲生活。我问他出来以后家里怎么办？他只是笑，显得很无奈，他妻子的眼睛却红了。
　　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农民工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农民工问题是长久的历史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走出去了，农村好起来了。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站在风口浪尖上，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中青年农民走后，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结，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城市，回归乡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二十九，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直达列车；其次，这是一趟双层慢车，装的人多，价格也相对便宜，长沙回北方的农民工大部分都会选择这趟火车；另外，这趟火车直达河南省郑州，河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的另外一个大省；最后，我们没有买卧铺票，而是买座票，就是为了与农民工近距离接触，体会他们的艰辛。
　　下午三点半，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早早赶到候车厅，已经是人山人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中国之所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春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众多的人们春节前回家，春节后外出，造就了这一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观，而这些流动的人群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则正是农民工。大年二十九，学生高峰期早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农民工。
　　候车厅里，人声鼎沸，臭气熏天，几排候车椅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肿胀的蛇皮袋，捆绑起来的散发着尿骚味道的被子和毯子，又黄又旧的肮脏的、鼓鼓的旅行包，甚至扁担、铁棍、铁钩、木桶、篮子、草垫，杂乱地放在地上。农民工则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头发蓬松干燥，眼睛充满血丝，目光暗淡，衣服脏臭，破旧的皮鞋上落满灰尘，带着的水杯有水壶大，盖子里还夹了一层油腻的塑料纸，里面盛着浓黑的茶叶水。他们有的站着东张西望，有的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有的脱了鞋子垫在屁股下打牌，有的干脆就把鞋子枕到头下呼呼大睡，仿佛落魄的乞丐。
　　2154列车是长沙站首发车，因此乘客可以在火车发车前30分钟进站。接近5点的时候整个候车厅突然躁动起来，仿佛听到了无声的命令，农民工纷纷从地上、椅子上站起来，把包裹、扁担一股脑地放到身上，背靠背、肩碰肩地往检票口挤，我们几个被夹在中间，很快出了一身大汗。
　　这个时候，火车站的小喇叭响起：交10块钱可以提前进站，并且还有人帮助拿行李！
　　这个消息让人群更加躁动。一些衣着光鲜的人不愿意夹在农民工中间，于是掏钱先走人，提前进站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在候车厅的人却不见少。我们旁边的几个农民工已经不耐烦了。原来他们的票没有座位，而且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大包，听他们口音是河南人。他们决定交钱提前进站！我很纳闷：平时省吃俭用的农民工怎么会为此掏10块钱？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他们怕不能登上年前的最后一班车，回不了家。
　　“回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回家的道路，10块钱在那一刻花是那么值得。
　　一个农民工立刻就跳过一排候车椅，跑到提前上车的队伍里，另外几个人把包裹从人群头顶扔给他，之后也纷纷跳过去。因为他们胡乱插队，还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但是，他们用力地挣开了工作人员的手，直奔提前进站的入口，甚至差点撞倒本来排在最前面的妇女。他们欢喜地交了10元钱，急切地跑进站台。
　　五点钟，入站口准时放行，农民工们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涌出去，扛着包裹，飞奔冲向站台。我们没想到，拿那么多东西，他们还可以跑那么快，竟然带出一阵风来，而那阵势仿佛战争，仿佛逃荒。
　　等我们好不容易地登到车上时，车里已经挤满了人。门口坐着几个农民工，旁边堆满包裹，他们坐在包裹上，有几个甚至铺几张报纸，睡到地上，楼梯上也坐满农民工，行李几乎堵死台阶。我们的座位在上层，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爬到楼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我们嚷了好几声，才有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挪动他的蛇皮袋，并站到楼梯的一旁，主动给我们让路。我们向他道谢，他却表情木然，看样子他很累了，庆幸自己终于赶上了回家的车。我们刚走过去，他又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依靠着行李，沉重地合上眼睛。
　　走到楼上，我们又遇到难题，我们的座位在车厢中间，但是，从车门进去，走道里挤满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座，紧挨着身子地站着或者坐到地上，几乎连落脚的空间都没有。从车门到座位大约只10米左右，这10米是怎么过去的，实在是痛苦。整个车厢里，乱糟糟一片，空气燥热、憋闷，有人抽烟，有孩子在哭，有人背着包裹找座位，有人则焦急地寻找放包裹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少空间，但是刚上车，来回走动的人很多，我们只有举着行李挪动，碰到一个人就要说声“让一下”，半天却没有反应，我们很急躁。最后终于到达座位旁边时，我们几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筋疲力尽的我们发现座位上居然坐着几个农民工，我们在他们身边站了好一会儿，他们装作看不见。我们说座位是我们的，他们看我们一眼，仍旧坐着，直到我们拿出火车票，他们才很不情愿地让出座位。等我们放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架被杂乱的行李堆得结结实实。想让他们挪动行李，依旧是没有人回应。没办法，一个同事，站到座位上，想搬动其中的一个包裹，不想却扭伤了腰，他以为包裹很轻，猛地一拉，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站立不稳，差点摔下来。我们其中一人只有将包塞到座位底下，刚把手伸进去，就碰到一根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根铁棍，手当时就流出血来，我们哭笑不得。心想：怎么会有人拿着铁棍上车？后来知道，那竟是挑东西用的。
火车上的男人
　　李家和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农民工，巧合的是，他是安徽萧县人，40岁，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素养。他体格精瘦，面容黝黑，五官精致，仿佛刀削。“一个美男子”，我们当时想，“如果他生在城市，肯定是的。”
　　他很瘦，却很有力，他站起来，把一个蛇皮袋拉了出来，塞到座位下，然后将我们的行李放到行李架上去。
　　就在那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车身轧过铁轨的瞬间，所有的农民工一下子都跃起来，有的非常放肆地甩掉鞋子，有的畅快地抽烟，有的旁若无人地将腥臭的脚丫踩到座位上。
　　火车轰隆隆地开出长沙城。
　　旅途中很少有农民工和我们说话，唯一和我们说话的是李家和。
　　他很腼腆，爱笑，笑起来，嘴微微倾斜。我们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今年八十岁，两个哥哥：大哥李家良，二哥李家善同他一样长期在外打工。
　　他出来打工已经四年多，赚钱供儿子和女儿读书。他谦逊地告诉我们，他的姐姐李碧华的两个儿子，大哥李家良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出身，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二哥李家良的大儿子就在长沙读大学，二儿子在安徽省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三。他说他的爷爷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坚决要求一定要让下一辈的子孙走出农村，不要再像先辈一样，守着黄土和太阳，无知无趣地过一生。对此，他有很大压力。令他欣慰的是女儿和儿子都很争气，成绩十分突出，下年两个孩子都要考高中了，他希望他们可以考进省重点中学。
　　谈话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这条命就是为那两个小的活的！”
　　李家和原本是煤矿工人，在全国上下实施裁员简政时期，他下岗了。下岗后在农村守了几年，地方穷，发现没有出路，不得不和村里众多的人一样外出打工。这四年里，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过新疆、大连、浙江、芜湖、广州，现在又是长沙，做的工种是搭建建筑网架。他们家是木工世家，他的木工活很精细，但是在外面找不到这种活计，所以做了建筑工人。
　　他告诉我们，他原来有“恐高症”，刚一开始，爬到网架上就头晕，甚至想哭，半天不敢动，晚上还做噩梦。现在他早已经适应网架上的生活，钢架就像脚底下城市的马路一样宽。
　　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确从网架上摔下来一次。
　　那是2003年冬天，李家和在芜湖的建筑工地上从四层楼高的建筑网架上跌落下来。他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小雨天，工头觉得可以出工，大家便各自忙碌。在四楼的网架上扛一根钢管时，他脚底突然打滑，钢管一下子落下去，紧跟着他的身体也失去重心，向后倾斜，他伸手想抓住网架，但为时已晚，他像一片黄叶一样，飘零而下。他说当时他以为自己要死了，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恐惧，眼前一片漆黑。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
　　事故发生后，工头很惊慌，看到李家和没事，又脸色一变，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随后，李家和一个人跑去医院。医生说他扭了腰，左手无名指骨头断裂，建议留院观察一周。李家和死活不肯，因为医院的费用太贵，而一周时间，他可以做很多事，能赚200块钱。他让医生给无名指做了简单处理，用药棉、纱布和一根竹片固定住，防止骨头变形，然后回到工地的帐篷。休息了三天，他坐不住了，他怕拿不到工钱，于是拖着疼痛的腰和断了骨头的手指，上了网架。后来，感觉干活不方便，他把手上的纱布拆除，结果无名指骨头错位，造成手指从中间向里极度弯曲，关节处有一又硬又亮的疙瘩，落下终身残疾。
　　我们和李家和在嘈杂的车厢内聊天。火车在大地的暗夜里，低沉地呻吟。过年！回家！那一夜，火车上的人一夜无眠。
　　夜深的时候，我们请李家和嚼槟榔！李家和笑着拒绝了。
　　他从又黑又脏的旅行包里拿出一只装着白开水的水杯，一块用油纸包着的饼，吃一口饼，喝一口白开水，嘴巴塞得鼓鼓的，对着我们笑。
　　吃完饼，整个下半夜他几乎没吃别的东西。只在凌晨四点左右，小心地从旅行包里，掏出一袋包装良好的沙琪玛，捏出一块，吃了两口，又小心翼翼地放回去。那是他买给儿子的，他舍不得吃！我们让他吃我们带的东西，他死活不肯。
　　天亮的时候，郑州到了，转乘陇海线上的一辆火车。2月9日，大年三十，接近中午1点，我们到达徐州。
小小村庄的幸与不幸
　　徐州，自古以来是交通要冲，汉文化中心，地处苏鲁豫皖交界。我们在徐州市找到一辆车，决定请李家和当向导。他十分高兴，因为可以免费坐我们的车。下午3点，我们几个人和李家和一起，开车驶向李家和的家乡——安徽北部与江苏连接的萧县永固镇。
　　汽车很快开出喧闹喜庆的徐州市区，在宽阔的公路上飞驰，公路两旁是北中国特有的笔直的白杨树，远处是无边无际的麦田，更远处青灰色的山峦连接着天际。偶尔汽车经过一个小镇或者村庄，总能看到繁忙的人群，听到响亮的鞭炮声。
　　李家和告诉我们这里还属江苏，江苏北部的农村和安徽北部很相似，但是相对富裕。这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安徽与江苏的差别。
　　汽车突然颠簸起来，紧接着是持续不断的剧烈颠簸，车速不得不放慢下来。
　　李家和兴奋地说：到我们县界了！
　　对于我们三个外来人，这突如其来的颠簸，让我们清楚地感受到一些东西。它叫贫穷，又叫落后。那一个接点，隔开两种生活！
　　汽车继续行驶，中间走过一段安徽省的省道，然后开进乡间公路，狭窄的公路上坑坑洼洼。李家和说这条公路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公路沿着一条河流蔓延，河流上有几座村庄，隔着萧索的树木远远地望去，房屋拥挤在一起，仿佛古老的遗迹。很快一道山峦出现在东方，李家和告诉我们他的家就在山脚下。
　　下午5点，我们到达李家和家所在的村子。时隔一年半的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准确地在调查手记中找到那个村庄留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当我们走下车，有一种酸楚猛烈地撞击着我们的眼睛；这个存在深入骨髓——农民，农村！我们左顾右盼，空空荡荡。迎接我们的是寒风凛冽和无力的狗叫。傍晚的阳光，斜斜的照耀，没有温度，只有影子。那个村庄赤条条地摆在面前，让我们有些畏惧。”

　　村口聚集着人群，老人、孩子、妇女，穿着厚厚的棉衣，手缩在袖筒里，脸孔冻得通红，嘴唇发青，但是眼睛里写满焦急。
　　这些人都是在等外出的亲人回家。
　　我们和李家和一起从人群中走过去，引起一阵骚动，紧接着骚动归于平静。突然，一个孩子从后面追上来，拉住李家和的手。那是他的儿子。李家和走的时候儿子只到他胸口，而现在快到他的肩头了。儿子的声带也变了，音色变得低沉，还有他想不到的是儿子脸上印着一块暗红的疤痕，而他走的时候儿子的脸是光滑的，那是儿子前不久和人打架时留下的。
　　李家和看着儿子，又悲又喜，眼里噙着泪水。他的大手拉住儿子的小手，儿子幸福地笑着，露出焦黄的牙齿。
　　儿子笑起来很像李家和，嘴斜斜的。
　　我们送了小家伙一个小礼物——一支钢笔，他一开始不敢要，抬头看他爸爸。李家和点头示意可以，他才欢欣地接过，接过礼物他不忘记对我们说声谢谢。
　　跟着李家和，我们在村子里走了一圈。这个村子是狭长的，往上延伸，越来越高，一直到山上，一条主道，贯穿整个村子。主道上铺满黄土，道路两旁布满破败的房屋，麦垛、楼板、瓦砾堆、臭水坑。道路越往上越难走，到了村中央，已经全是石头。而最尾端的人家完全住在山上的一片枣林里，那里已经没有道路和村庄的概念。
　　因为是大年三十，村子里很热闹。家家屋顶飘着炊烟，弥散着浓浓的香气，炮竹声不绝于耳，孩子们穿着新衣服在路上追逐嬉闹。男人们满面红光地走街串巷，老人们也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女人们则大多在家里忙碌。这段时间的农村是最欢乐的了，外出的男人女人都回家过年，孩子有了父母，老人有了儿女，丈夫有了妻子，妻子有了丈夫。
　　这一刻我们能感受到乡村的温馨和快乐，那种温馨和快乐在经历一年的煎熬、残缺与守望之后到来，程度加倍。
　　我们见到村长黄敬华。据他介绍，村里外出打工人员大概占到全村人口的30%，占青壮年人口的60%，在这其中，只有男人出去的占到67%，夫妻双双出去打工的比例相对较小，接近27%。这是典型的男人主外，女人主内的村庄，其中留守儿童大约150人，占全村儿童的54%左右。
　　随后我们在村子里安顿下来，准备住一周的时间。一周内我们计划到周边各个村子做些调查。
　　当天晚上，我们由村干部陪同，分组到部分农民家中，就农民工过年的情况进行访问。小小村落里的访问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托尔斯泰所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和村长首先到了李家和家。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水果、瓜子和热水，厨房里着鸡和排骨，散发浓浓的香味。看见我们到来，一家人立刻起身，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东西。两个孩子懂事地给我们搬来椅子。看得出他们很幸福，当电视里播放冯巩的小品时，都乐得合不拢嘴。但是，当我们不合时宜地问及李家和什么时候走时，一家人的情绪立刻变得低落起来，两个孩子明显表现出很烦躁，甚至仇视我们的神情。
　　只有李家和无奈地笑着和我们说话。
　　我们来到村民侯震宇的家中，他是两天前从新疆赶回来的，带回来7000块钱。他正在和老父亲、几个兄弟、侄子们喝酒，兄弟和侄子们，也都是年前从遥远的工地赶回来的。酒桌上摆满鸡鱼肉蛋，他们酒兴正浓，脸上红红的，有些醉意。饭桌旁，家里的老母亲和其他女人，以及孩子聚在一起，边看电视，边看他们喝酒，在他们心里，这喝酒的场面应该比电视更好看！
　　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侯震宇立即说了一声“不容易”。他坚持要敬我们一杯酒，我们笑着喝了。酒很辣，也很甜！喝完酒，他给我们每人夹一块肥大的猪肉，嚼着猪肉，很香。他们是幸福的，幸福洋溢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当我们走出他家很远的地方还能听到他们的笑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村民李晓欧的家。李晓欧今年38岁，妻子田爱兰，两个儿子一个读初中，一个上小学。我们到达李晓欧家时，他家的门紧关着，屋子里黑洞洞的，隔着窗户看见电视微微的光亮。我们敲了几次门，门都没开，门口的狗对着我们直叫。最后，在老村长的劝说下，我们终于进去了。开门的是田爱兰，我们提议她把灯打开，她不理睬我们，还是村长打开了电灯。屋子很冷，又脏又乱，靠墙放着炉子，炉子上坐着水壶，墙被炉火熏得乌黑。我们走进里面屋子，屋里的气氛很压抑，两个儿子正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机很旧，黑白的。一家人表情木讷，只是看，不说话。我们和田爱兰说话，她不搭理。于是我们问她的大儿子：“爸爸呢？”他爱理不理地说：“打工去了。”两个孩子躲避我们的目光，显得很委屈。看我们没有离开的意思，田爱兰说出事情的原由。原来李晓欧今年没有回家过年。李晓欧一年前到浙江打工，给当地建设桥梁，年底却没有回来，而且已经三个月没有音讯，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田爱兰说话时，眼睛就红了。
　　正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她的邻居过来了，让田爱兰接电话。电话竟是李晓欧打来的。田爱兰和两个孩子立刻跑到邻居家，我们也跟了过去。
　　田爱兰拿起话筒，眼泪像泉水一样涌出来，张口就骂：“你这个狗日的，你死哪里去了，也不打个电话？死活总要给个信。”身边两个孩子也跟着哭了。电话那头的李晓欧声音沉重。原来他还在浙江！他也想回家，可是因为要不到工钱，没钱买车票；同时要不到钱，他也觉得没脸回家。在这个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晚上，他只能和另外几个没有拿到工钱的工友一起躲在漏风的帐篷里，和工友们凑钱买一张电话卡，轮流往家里打电话。田爱兰责问他为什么不早打电话通知一声，李晓欧说长途话费太贵，反正三十晚上要打电话，就一起打一次够了。这个李晓欧，难道就不知道家人急吗？李晓欧在电话里反复问：“家里可好？孩子可好？春节有没有买肉？千万不要太省钱，一定要把年过好。”他又说：“等拿到工钱就寄回家，给两个孩子上学用。”他要求儿子们听电话，又怕话说得太长，话费太贵，他让两个儿子一起听电话。两个孩子刚把头伸到电话筒上，喊了声“爸”，就哭得说不出话了。那情景真让人心碎。
　　一个男人，春节要躲在帐篷里，眺望家的方向；一个家庭，春节少一个人；妻子没有丈夫，孩子没有父亲！多买些肉！买再多的肉都无法弥补这种残缺。
　　这一家人注定过不了一个舒服年。
文摘 令人哀伤的蝶之舞
我们到达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悦来镇时，印入眼帘的是美丽的乡村、碧绿的山野、恬静的池塘，生活在这里的人怎么还要出去呢？我们知道他们很无奈，脚下那片美丽的风景留不住他们。即便留住他们的人，他们的心也飞出了山外。
　　我们和她不期而遇。
　　她是美的，是那种天然的未加熏染的童真的美。
　　她的美丽有如美丽乡村的一道鲜嫩灿烂的伤口。
　　那几天，调查组成员小李连续跑了五个村庄，已经很疲惫。一天中午，他沿着乡间小道，背着公文包，在太阳底下一路行走，看见那潭碧绿的水，小李仿佛看见了救星，冲到水边，痛快地洗了把脸。当他重新戴上眼镜，不远处，他看见幼小的她。她卷着裤管，双脚泡在水里，弯着腰，正在洗衣服。她穿着棉布做的坎肩和裤子，体形娇小、手脚纤细、皮肤白皙、头发乌黑、额前几缕头发自然下垂。
　　当他靠近她时，她已经洗好衣服，开始洗脸、洗头发和胳膊。她从水中看见小李，转过头。瞬间，她的美丽袭击了小李。她果然有一双澄澈的眼睛，像泉水一样澄澈。那双眼睛藏在湿湿的头发下，镶嵌在湿润的面庞上，她的五官很精致。她的确是美丽的少女！看上去只有十几岁的样子。
　 小李对她微笑，可是她依旧睁着大大的眸子看着小李，一只手撩起头发，没有任何表情。小李发现，她澄澈的眼睛里有一些模糊的东西，模糊得有些浑浊。小李看不清是什么，总之和她的青春很不协调。
　　她从水里走出来，小李才看清楚，她的小手小脚布满黄色的茧。小李和她说话，她不搭理，蹲在地上，把洗好的衣服放进一个破旧的竹筐里。小李想，她可能害怕他是坏人。
　　于是，小李很温和地告诉她：他是村长请来的，只想了解他们，没有任何恶意。但她依旧不理不睬。她收拾完衣服，把沾满湿泥的脚丫放进鞋子，背起竹筐，匆匆离开。
　　看着她幼小的身影和背上大大的竹筐，看着她轻盈的脚步，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小李感觉仿佛失去了什么。
　　是的！一种乡愁式的美消失了。为什么如此匆匆地消失？重重的好奇同时落进了小李的心头：本该上学的她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小李想弄清楚这个少女究竟承担了怎样一份生活的沉重。
　　进到村里，小李向村长描述了先前的情况。村长许胜利神情肃穆地说：“你说的应该是许铭！这孩子的命很苦。”
　　许胜利告诉小李很多她的事情。她的父亲本来在外面打工。在家里，她和母亲，以及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勉强还能过得下去，也算幸福。但是，春节前，父亲因为肺
……
后记 “关爱留守儿童，共创和谐社会”
　　几前年，农民工问题被提出来。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也被提出，并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然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力度还是不够。他们的境况令人堪忧、让人心痛。缺少父母的保护和沟通，情感上他们很孤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存在了太多的风险。在云南的大山里，作者就见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因为父母都出去打工，他天天陪着羊羔玩耍，不爱说话、不爱笑、也不爱学习。当作者问他想不想去北京时，他居然反问：“北京是什么地方？有没有我们的镇子大？”当被告知“北京是首都，是很大很大的地方”，并问他“想不想去北京？”他痴痴地说：“想！去北京放羊！”
　　心理和社会学上一直认为：婴儿、幼儿、少年期是一个人一生最重要的过程，是人格形成的阶段。可是留守儿童从小失去了父母所造成的真空引发了太多问题。由情感孤独衍生出来的心理问题、道德问题、行为问题、学习问题屡见不鲜。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是100多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惊世骇俗的预言，也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先知。
　　诚然，要达到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境地，需要你、我、他，需要城市和乡村，需要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拧成一股绳，共同努力，去呐喊，去建设，去奋斗，去拼搏！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名字叫“中国”。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名字叫“中国”。
　　因此，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声：爱家，爱母亲，爱中国！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中华慈善总会、人民网、人民日报出版社、湖南省团委、湖南卫视联合推出一系列的活动，力求引起全社会对于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进而使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该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一次次地深深感动着。作者将个人第一次版税的全部所得都捐给了贫困留守儿童。人民网、中华慈善总会、湖南省团委、湖南卫视等多家单位也都为该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并同出版社一起向留守的贫困儿童捐赠书本、文具以及其他学习、生活用品。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只有这样才能使问题有效的解决。
　　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
　　1闭骷反映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有震撼力的图片，并举行图片展。
　　2蔽颐窃敢獯罱ㄒ蛔桥梁，欢迎城市里的学校与湖南当地的一些农村学校（留守儿童）进行手牵手的互助活动。
　　所有活动的全部所得将通过中华慈善总会的基金帐号一并捐献给湖南贫困地区的贫困留守儿童，用于他们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同时我们也欢迎社会上有爱心的个人、企业及其他社会团体对这些留守儿童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因为，我们坚信众志成城。

　　开户单位：中华慈善总会
　　帐号：020000280901445040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西四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