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页码：393 页
出版日期：1982年03月
ISBN：7010026335
条形码：9787010026336
版本：第3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内容简介 本书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清理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哲学家们在知识的来源，求知的方法和途径、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和理论，它们构成了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的丰富内容。《实践论》所阐明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就其回答的问题来说，和传统哲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深深地植根于我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中的。不看到这一点，不承认知行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势必贬低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及其在世界哲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简介 方克立，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主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文化概论》、《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等。
媒体推荐 重印前言
这本书，发行已经两年多了，第一次印刷时既无“前言”，也无“后记”，于读者了解本书的内容和主旨实有所不便。借这次重印之机把我在撰写此书前给人民出版社写的一个“设想”照录于此，经便和读者交流思想，获得有益的批语和帮助。
一，研究这个题目的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用大量具体材料说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同时说明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它们又是怎样失足的。也就是说，用中国哲学史的全部材料说明：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恿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即实践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理论，也是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的科学总结。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写成，能够对广大读者学习和加深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有所帮助，至少提供一个历史的资料。
二．当然，不能把《实践论》诞生以前的中国知行学说史写成一部纯粹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堆积的历史；前人虽然没有对知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决，但他们的探讨不是没有意义的，至少他们提出了问题，有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对问题作出了接近真理的回答。他们的失足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例如，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更不用说唯心论了)，都“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但这并不是说，旧唯物主义者都没有提出过“行”或“实践”的概念，都没有把“行”和“知”联系起来，把“行”引进认识论。中国古代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行先于知”、“由行而致知”，“力行而后知之真”等命题，列宁甚至指出“费尔巴哈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认以沦的基础”。 关键在于，“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由于生产规模的侠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旧唯物主义者对行或实践的了解是片面的，因而不能把他们的认识论建立在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尽管如此，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批判“知先行后”、“离行而言知”，总还是比较正确的认识理论，在哲学史上一般具有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意义。我们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知行学说史，注意从认识论方面去考察历史上的各种哲学形态，总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规律，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应是深入开展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知行问题研究的范围，狭义地说，就是研究知和行，即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对称，提出二者的关系问题是很早的，但专门讨论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知行难易等问题，大都在宋以后；宋以前的哲学家有的也接触到这个问题，但大都语焉不详，零碎片断，没有形成系统的学说和理论。广义地说。知行问题就是整个认识论，包括认识的本质，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认识发展过程、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内容却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所以，我们考虑，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不能把范围限制得太狭小，不能只是字面上讲到知行关系的才研究，而必须涉及认识论的所有重要问题。例如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唯心主义认为来自本心的“良知”，或对“天理”的体认，都是离行而言知；旧唯物主义者认为来源于感觉经验，承认从外到内，但有直观牲的缺陷，否认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有的唯物主义者主张“行先知后”、“由行而致知”，而把“行”主要了解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或应事接物的活动。所以，关于知识来源问题上的各种理论，不论是完全错误的或有部分合理因素的，都和知行问题直接有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一样，不论是否承认实践标准，都是提出了一种知行观。这样，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就不能仅仅限于宋代以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涉及这个问题，一部知行学说史就成了中国认识论的专史。可是，我们义不希望把问题搞得太宽泛，还必须限定一个范围。凡是和知行问题直接相关的才写，关系不直接的就从略。如古代辩者关于思维的形式及规律的学说，佛教一些宗派对于人的意识现象的繁密分析等，都不拟展开详细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是一部完整的认识论史，而只是一部知行学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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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为指导思想，系统地清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用大量的具体材料说明只有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论才是正确的认识理论。本书对广大读者学习和加深理解毛泽东的《实践论》有很大的帮助。
目录
重印前言
第一章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古代朴素的知行观
第二章 先秦诸子的知行学说
一 儒家学派
二 墨家学派
三 道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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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书摘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既然不可能产生于商朝，不可能是“始于傅说对武丁之言”，那么，我们能不能根据《古文尚书》是伪书，就全部否定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和影响呢?如果不能，这种知行学说到底是什么时代提出来的?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呢?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提出，最迟不会晚于东晋，至少它在此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思想界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清代学者揭发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系伪书，一一指出其作伪的来源，这说明《古文尚书》中记载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以至某些语言，也不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先秦许多著作中都引用过《尚书》中的话，如《札记》中的《学记》、《缁衣》、《文王世子》诸篇，都曾引据“《兑命》曰”，《兑命》就是《说命》，可知《尚书》原有《说命》篇，伪《古文尚书说命(上、中、下)》中的一些话也是有所自来的。所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虽然不可能在商西周时期提出，但不一定晚出至东晋时代，这种思想有可能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的。伪《古文尚书》的作者可能是抄袭古代典籍中的话，也可能是根据古代思想加工制作出来的。我们认为，这种思想有可能产生于奴隶制日趋瓦解和封建制逐渐生长的春秋时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很可能已经是当时人们中。普遍流行的一句成语，这从《左传》的记载中也有同类思想可以得到证明。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是说人们认识一件事情，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把它付诸实行，把主观认识变为客观实践的活动。伪《古文尚书说命中，》篇记载了一段殷高宗武丁和他的大臣傅说的对话，它的大意是说：傅说受命总理百官，于是竭尽忠诚，向武丁进言了一套治国的方案，其要点是要统治者奉行天道，因时立教，平时说话，动兵，赏罚要谨慎，办事情要深思熟虑、有备无患，不要伐善矜能、文过饰非，要任贤使能，不要引进私亲和宠之人，敬天祭祖不可失之过黩，也不可失之过繁等等。武丁听了这一番话后，很受感动，表示要照着他讲的去做。这时，傅说叩头再拜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紧接着又说：“王忱不艰。”只要君王您有真诚的态度，下决心去做，做到也是不困难的。
这段君臣对话，说的是如何巩固国家政权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知行问题。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原则属知，贯彻实行这些方针、政策、原则属行。知和行之间本来没有一个绝对的谁难谁易的问题。武丁听了傅说进言的治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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