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页码：283 页
出版日期：2001年01月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巴金近年来病中的生活、思想、写作活动，以及早年如何创建出版社、当总编辑，编辑了许多重要书籍、刊物的经历等。由于作者是巴金的同胞手足，长期在生活、工作上休戚与共、亲密无间，对巴金生平及其创作的了解熟谙，使这些散记的贴切中、准确深透是其他任何写巴金的书籍都无可比拟的。
作者怀文艺界人士如冰心、曹禺、萧乾、柯灵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随笔，也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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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该是我的第三本集子。编完了它，算是了却一桩心事：想把这一段时间里自己工作作一个简略的回顾。集内收纳的文字大都写于近几年，也有少数篇章是八十年代写的，或从旧笥中挑拣出，或自他人选编的书内觅得。我说过自己并非作家，拙于文，为了让广大的读者多知道一些有关巴金的情况，替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点真实可靠的资料，才不揣谫陋，利用自己的一点有利条件，在朋友们的鼓励与督促下献份“丑”。不知不觉就“丑”上“瘾’’了，也就不局限在巴金个人方面了。所写所述确为自己真实感受。在下老实人撒不来谎，俗话
也说，编的筐筐总是圆不了的。虽然水平有限，可全是实在话啊。
老年多病的巴金一直提倡讲真话，还下决心要向老托尔斯泰学习，做到言行一致。他说：“改变自己的生活，省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我一定要走下去不回头。”为了偿还“欠债”，他把整身心都交给了读者。因之也赢得了读者的信赖与喜爱。《读者的回声》中所写那也仅是少数的例证。要举的话，真是举不胜举。前不久受托替一家出版社编选了一本有关巴金的书。在编选过程中读了不少他人所写的各式各样有关巴金的文章，也是从部分书刊中收集得来的。作者中有文坛老将、知交故友。有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有军中战士，有陪同出国的翻译人员，有常在身边走动的后生晚辈，更有素昧生平的陌生读者。他们全是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的真实感受。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巴金在《最后的话》（见《巴金全集》后记之一）中深情地说：“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了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这是他十年前写下的话。而今跨进了新千年的老人，应该说他是更加老了。问题不在“老”与“不老”，而是多种疾病使得他不仅不能握笔写字，连讲话也十分困难，只见嘴动、言不出声了。那“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无法向读者倾诉胸怀能不让他“感到寂寞、孤独”？最使他痛苦的还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就在想，我欠读者太多太多了，我再也不能写作是个废物，成为大家的包袱了。”《一个纯洁的灵魂》也就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力图表现老人在大病后的内心苦痛情境。
前些日子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在《巴金病中探望记》中讲到老人因肺部感染热度不退的情况，立即就有不具名的读者（也是医生）献来药方。“巴老希望您再次战胜病魔渡过难关。读者们都在等待着您。”赵兰英的祈祷心愿，正代表了大众的心愿。其实此时华东医院院方已邀请京中专家来沪进行了会诊，修改了治疗方案与用药，老人的热度也就逐渐退下了。这是值得告诉大家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隆重开馆的报导，病中的老人不仅看了电视新闻还聆听了徐钤同志朗诵的报道。这一喜讯了却了老人多年来的一桩心事，并使他得到无比的慰安。
据可靠消息《巴金全集》也将以新的面貌再版问世，昨天我又见到《家》的另一种新版本。特此附闻。
五十年代中叶曾从事过业余翻译，几本译著也曾在本社印行过几版。后来因工作调动，停止了译笔，安心地为他人做嫁衣裳。想不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自己这本小册子竟又能在此出版，真掩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这还得要感谢郏宗培与左泥两同志的帮助。眼下自己也是耄耋之人了，可心犹未死，如健康允许，力能从心的话，还打算写下去，继续较系统地写下去，尽力提供一点有关资料吧。
新千年六月十二日于萦思楼
编辑推荐 本书记述巴金近年来病中的生活、思想、写作活动，以及早年如何创建出版社、当总编辑，编辑了许多重要书籍、刊物的经历等。由于作者是巴金的同胞手足，长期在生活、工作上休戚与共、亲密无间，对巴金生平及其创作的了解熟谙，使这些散记的贴切中、准确深透是其他任何写巴金的书籍都无可比拟的。
作者怀文艺界人士如冰心、曹禺、萧乾、柯灵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随笔，也很有特色。
目录
巴金篇
一个纯洁的灵魂
——记病中巴金
有怀巴金
——调寄采桑子
“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
文摘 插图
书摘
一九四一年巴金返川与吴朗西重聚。商谈后，决定分别在桂、渝两地成立出版社办事处，桂林的工作由巴金自兼，重庆办事处则聘当时在互生书店帮忙的田一文负责。吴仍以总经理名义于必要时负责筹拨资金，但那时他已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银行工作上了。一九四二年巴金再度返川，五月赴成都设立办事处，聘李济生主持。时叶圣陶先生主持开明书店成都编译所曾题词以贺：“艺林声誉良非虚，英华谁不识，共指文化生活社，巴金著作曹禺书。”
当皖南事变和太平洋战事之后，大批文化人集中到桂林，这座水清山秀的城市遂有了“文化城”之誉。那里的印刷条件与纸张质量都较优于内地，且有铁路运输之便，还可以与“孤岛”上海联系。总编即以桂林作为造货中心，渝蓉两地为辅。经过短短两三年的惨淡经营，出版社在读者与同业之间又声誉遍传。然而好景不常，一九四四年夏末，湘桂战事再起，因达官富商的抢先逃难，桂林大乱，一时对外界的交通为之堵塞。当时出版社除抢运出全部纸型外，所有存书连同办公用品住房尽毁于八月的大火，损失惨重。总处遂乃西移重庆。重庆处幸得几年来田一文的努力经营声誉日隆，也积下一些资金，这时已可作为总处的得力助手。在巴、田联手通力合作、精心安排之下，尽量利用所存纸型，使畅销书不脱销，这就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加以具有较好质量的新品种时有出版，旧带新、新托旧，业务遂得迅猛发展。
早在一九四三年重庆十九家新出版业联合总处成立后，渝处就成为该总处的成员之一，随而参加联合总处筹设的联营书店，并列为书店董事会成员。湘桂战事后原在桂林的不少同业迁来重庆，鉴于形势，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书店为核心成立了新出版业同业公会，从而团结在党的周围，为了争取民主与言论、出版自由，向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并积极参与有关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领导人和他们周围的朋友原本都是具有进步理想的文化界人士，自然地成为这些活动中的积极和中坚力量。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虽然是“惨胜”)，在一片复员声中，文化生活出版社也面临如何迁回上海的问题。但太平洋战事爆发后，与上海联系中断。仅知留守沪社的陆圣泉因出版社发售过抗日书籍，遭受到巡捕房的查抄，陆也因之被捕惨死在日本宪兵队狱中，社务早已陷于停顿。当时，田一文又已复员回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