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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发布时间: 2010-04-11 03:09:37 作者: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页码:257 页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
ISBN:9787802117648
条形码:9787802117648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作者简介 苏峰,湖南人,法学硕士。现职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曾参与编著《北京记忆》(北京口述历史丛书第一辑)、《村官说村史》、《北京改革开放简史》、《北京改革开放三十年》、《改革开放话北京》、《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重要会议概要》等。
媒体推荐 记得1978年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见来自日本的一个社会科学家代表团。我对他们说,中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进步你们现在走在北京街上还看不出来,但是用不了十年八年,你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于光远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一年多时间里,人们好像一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几乎都是相同问题的相同认识。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这种现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由于判断的盲日,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孙长江
197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你的耳畔还萦绕着八个样板戏震耳欲聋的鼓点子,从海峡彼岸却传来了邓丽君半喘着气绵绵软软可又挺中听的流行曲,你刚刚听到了。条大河波浪宽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又不能不迷恋上了梨花开遍天涯晨雾袅袅如纱峻峭的河岸上站着的喀秋莎……恢复高考是新时期带给青年的第一个狂喜,而77级的大学生是最先享受了这狂喜的幸运儿。他们中间,又有谁能没有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
  ——陈建功
兴奋的事都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到了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建交,《今天》创刊……突然一下子,可以表达自我了。
  ——陈丹青
编辑推荐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编辑推荐:10位官员的访谈录,10位平民的命运追踪
目录
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刘导 真理标准讨论在北京必须补课
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
柴泽民 从驻美联络处主任到首任驻美大使
王笑一 我们也要走出去
白介夫 亲历“天安门事件”平反与筹建职教、自考等
刘冰 解铃还需系铃人——两封信引发的政治地震
李昭 平凡与不平凡
张廉云 我们这些民革老党员们
王大明 1978年的变与不变
王雅琪 歌剧重演,我们必须重新排练

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杨西光 公道有铁证,私欲存是非
葛佩琦 我是胡耀邦平反的两千零一人
杨显东 第一个揭开大寨盖子的洋博士
裴定一 1978年首批公派留学生
李冬民 “文革”结束了。冤案仍在继续?
张晓山 胡风的儿子终于可以上大学了
陈景润 1978年的全民偶像
张扬 人民才是最终裁判者——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平反
汪国真 一抹淡淡的诗意
黄帅 小学生的昨天和今天
……
序言 1978年的中国,再次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怎么去?这是一个从上到下都在思索和关注的大问题。
经历了风云变幻的30年,回首1978年,人们对当时有着怎样的记忆?他们是如何来评价这个时代?本书以1978年的记忆为主题,汇集十名北京“领导”的访谈和十名“普通人”的经历记述,追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变迁以及个人命运的转折,力图从不同个体的视角来反映1978年中国的变迁、当时人们的思考及这个时代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
1978年,人们都在思考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如果在1978年横地切下一刀,露出的横截面是怎样的一幅风景?
1978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有些事情已经明显变化,有的事情还没有变。人们都在思考,都有各自的想法。有多少人能预见历史将在这一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身?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北京市当时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局面?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干部,私下如何看待“文革”与毛泽东的个人功过?
如何认识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两个凡是”问题?
率先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思考之下?
在长达十几年的“学习”和“改造”后,被打倒的“右派”、民主党派以怎样的心情走到1978年并开始恢复工作?
国门初开,面对东西方的客人,我们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迎进来,又准备用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
文艺界开始复苏,传统剧目、伤痕文学,又是怎样呈现出新旧时代的交替?
回城知青要上学、要就业,北京市怎么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采访了十位当年在岗的北京市中上层领导,他们分属宣传、公安、外交、经济、教育、文艺、社会等各个部门。作为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些令人尊敬的老者将他们各自亲历、亲闻、亲见的历史片段毫无保留地呈奉,他们坦诚而真实的回答表明,一切皆有先兆,大转身的思想背景和群众基础已经具备。这是本书的第一部分——“访谈篇:我们这一代的追忆和反思”。
1978年,命运开始转变
个人的命运往往是时代大背景的最好反映。当1978年前后一系列大事发生时,大时代下的普通民众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迎接这个转变。
1978年,初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年,被错划的老“右派”葛佩琦鼓足勇气来到作为“党员之家”的中组部。
1978年,农学家杨显东来到山西大寨,决心顶住压力揭开大寨盖子。
1978年,作为首批中国公派留学生,裴定一赴美留学。
1978年,在长安街上刷为“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标语的李冬民仍在狱中。
1978年,胡风的儿子张晓山终于可以上大学。
1978年,陈景润成为全民偶像。
1978年,监狱中的张扬见到了来自《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抓住了“平反”的契机。
1978年,高考恢复,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
1978年,“文革”中的著名的“小学生”黄帅正在准备高考。
对这些人来说,1978年到底给他们带来怎样的转变?他们有过什么故事?后来又遭遇了什么?我选择并简要记述了上述十位“平凡”人物的经历。他们当初或者是“四人帮”的“红人”,或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或者是插队知青、兵团战士,甚至“狗崽子”、“黑五类”……无论他们的经历有多么不同,他们的人生确实是从1978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是众多普通人的代表,也是时代变迁最有力的证明。这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记录篇:命运在这一年发生改变”。
1978年,大转折的象征意义
1978年是新旧时代的转折之年,旧时代的告别不是遽然转身,而是逐渐隐退;新时代的来临不是骤然降临,而是酝酿生发。
1978年,作为一个代表着新旧交替的时代符号,不仅包括1978年这一年。它是一个特殊的时段,上可溯及1976年10月6日的“四人帮”倒台,甚至可溯及1975年邓小平抓全面整顿时期,下可溯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可溯及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理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这是一个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时间段,日后的很多探索,在1978年就有了伏笔,就定下了基调。
因此,书中所讲述和记录的人物和事件,不仅限于1978年。本书从一人一事谈起,从一个年代切入,想要说明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性格和特征,想要呈现的是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社会形态。
作为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对于访谈和记述,我没有作过多修饰,只是平实记录并补充史料,目的是尽可能保存和重现部分历史面貌。希望读者能从这样一个真实的视角看到一些事实,了解一些真相,感受一个时代的跃动。
本书涉及的人和事较多,必有纰漏和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文摘 插图:


人们对大规模补课的反应
苏:这次补课中,人们的反应怎么样?
刘:对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贾庭三同志是始终支持我的,市委常委中的大多数同志也是坚决拥护并积极支持的。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我们首先恢复了市委党校,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共举办了37期,参加学习的干部4597人。到1985年5月,市委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大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领导成员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补课,18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5800多人。”
在培训过程中,我发现当时一些人的思想不通,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影响,说我反毛主席这个帽子是很吓人的。我们长期的“左”倾思想,让很多干部的思想都框在“左”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之中,一开始不少人转不过弯来,虽然他们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感隋上对有些事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功勋应当赞扬,但对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错误不能不加以批评,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原则。他们认为毛主席是神,是不能反对的。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成我们的观点,个人迷信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就算有的干部赞同我们的观点,他也不会表态,因为他怕孤立,在这个转弯过程中,没有看清楚,他不敢轻易表态。这是正常现象。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相当不容易,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迷信高度时,而且,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利用下,受蒙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毒极深,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地转到四化建设轨道上来了,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苏:补课什么时候结束的?刘:补课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时免去了华国锋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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