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页码：414 页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
ISBN：7539930101/9787539930107
条形码：9787539930107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是一次关于个人与命运的苍茫回视。一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民间思考。一份彰显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慷慨自白。
1、作者经历丰富，命运坎坷，作为一本人生经历的回忆录，具有极强的故事性。作者人生九十多，四度入监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狱里狱外的故事，可读性强。2、作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特殊性。贾植芳与胡风是好朋友，1955年“胡风事件”中，贾植芳受牵连入狱，而因贾植芳而入狱又有一批人，其中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人员的命运，作品都有交待。这些内容会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关注。3、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海上闻人的影响力。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在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界有声望；作者交游广，在京沪均有影响，媒体对之关注度也高。因此宣传起来比较容易。
作者简介 贾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早年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十一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1980年彻底平反。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职。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狱里狱外》、《历史的背面》、《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
编辑推荐 《我的人生档案》收录了贾植芳先生现有的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先生对亲朋好友的回忆文字，大致分为“且说说我自己”、“狱里狱外”和“我的三朋五友”三个部分。这样全面地汇集贾植芳先生忆旧性的文章，应该说是第一次。《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的写作的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是先生一生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一个知识分子个体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目录
自序
且说说我自己
且说说我自己
我的写作生涯
我的第一篇小说
书与我
我和社会学
怀念丸善书店
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
一九七九年进京记
世纪印象——一个老年人的自述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
狱里狱外
人的证据（在蒋匪特务机关监狱中的回忆)
一、在亚尔培路二号
(一)缘起
(二)第一夜

(三)二号囚室
(四)人多起来了
(五)集体生活
(六)中秋佳节
二、人的斗争
三、出狱前后
走出一个监狱
阁楼上——隐居之一
大海边——隐居之二
古城的早春
乍暖还寒时候(一)
乍暖还寒时候(二)
京上阴云
一九五五年：又进入一个监狱
入狱
狱中沉思：在门槛上
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一)
狱中沉思：我与胡风(二)
旧景重访
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狱友邵洵美
判决
我的三朋五友
悲痛的告别——回忆胡风同志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
纪念余上沅先生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悼念陈仁炳先生
我的两位值得纪念的朋友——林同济先生和杨必女士
回忆王中
悼念施昌东
萧军印象
我的老乡王瑶先生
我与陈瘦竹先生的交游
忆覃子豪
纪念我的朋友卢杨(克绪)先生
我的后来者——潘世兹先生
一双明亮的充满智慧的大眼睛——为《路翎文论集》而序
忆尚丁
背影——悼念公木先生
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
纪念老友朱锡侯——《风雨年轮》序
范希衡先生和《中国孤儿》
她是一个真实的人——悼念戴厚英
悼念日本友人相浦呆教授
一点记忆，一点感想——悼念巴金先生
编后记
……
序言 感谢罗银胜先生接受出版社朋友的委托，花了很大的力气，为我编选了这本回忆录总集，其中除《人的证据》一书写于我的壮年时代以外，其他的各篇大小文章——既有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写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狱里狱外》及我在人生的暮年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审视自我的文章，也包括在我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个不同时期交游的朋友们的回忆。它们不仅是我个人的档案和人生史料，作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认识与思考历史和时代提供值得参考的民间资料。
作为这部文稿的原作者，为了感谢大家的辛劳和盛情，我仅抄录上世纪八十年代为自己在由鬼变成人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解冻时节》写的序文中的主要段落作为本书的献辞：
……一九三七年，当时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社会科留学，同时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在出国前，我从三十年代初期，就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先后在家乡太原以及北平、天津、上海各报上写文艺作品。只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因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当地的地方政权以“危害民国”罪投入监牢，罪名为“共产党嫌疑犯”。坐了两个多月，由我那个富裕的家庭辗转托了一位在官场上有权势的人物，以银洋一千元和五十两鸦片烟的高价保释出狱，但因为还留着一个“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即是说，我随时有“二进宫”的可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因此，一九三六年出狱后，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踏上了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亡命日本的老路子。当时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第一、二本，第一本书名《二三事》，是以鲁迅先生的遗文为书名，第二本题名为《原野》，是以艾青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伦的诗作为书名。我从这个丛刊的撰稿人员阵容和编辑风格上感受到这是继承鲁迅先生开创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的严肃的左翼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来东京以后写的一篇以我的第一次监狱生活的人生感受为题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了稿，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什么人负责编辑的。过了两个月，即一九三七年初夏，我收到这个丛刊的第四本《黎明》，它刊出了我的小说并三十元的日元稿费和编辑胡风的热情来信。一九三七年秋天抗战爆发以后，我弃学回国参加抗战活动，并继续为胡风主编的《七月》和后来的《希望》投稿。我与胡风是在历史的风雨中结成友谊的，但想不到的是我在青年时代由文学结缘与胡风的结识与交游，等于拿到了一九五五年长期坐牢和劳改的通行证，我们一块被投入地狱。
解放初，即一九五年秋，我就插队落户到大学当教授，虽然我生平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我们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投入救亡和社会改造的政治运动，同时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追求是在当时开放性的历史文化环境里，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与融会的时代潮流下形成的。而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是要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首先反对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体制，这也是五四运动的一面思想旗帜。因此，我在旧社会是一个反叛者，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作为“政治犯”在监牢里进进出出，前后有三次之多。万万想不到，我们为之追求与奋斗并为之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梦寐以求的新社会来临以后，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中，竟成为被改造与再教育的对象。到了一九五五年，又大祸从天而降，作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与我的在家操持家务的妻子任敏先后被捕，被扫地出门，收监关押。我在监狱里坐了十一年，“文革”前夕又被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法庭宣布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是：“妄图篡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后来我在劳改中，我看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录的毛泽东对这个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在该书的第一百六十三页上看到毛泽东对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定性和定罪的批示：“这个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当时法庭宣判后，法警给我带上了手铐，送上警车，押回看守所。不旋踵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保卫科，被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并宣布了改造纪律：“不准乱说乱动，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到印刷厂报到以后，在“监督小组”（“文革”爆发后，“监督小组”改名为“专政小组”，我被称为“专政对象”）专人监视下，白天除干各种苦活、重活外，在革命群众的不断批斗中，在拳打脚踢中过日子。古人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我虽然身被奴役，但精神上是清醒和独立的，在心理上并没有被奴役，只留下了胡风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我牢记鲁迅先生的提示：“可悲的是，不是身为奴者，而是心为奴者。”一直到一九八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其间十三年，在苦海中浮沉，前后共二十五年。我走完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值得安慰的是，我并没有失掉自我，我还是我，苦难反而深化了我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与思考，净化了我的灵魂。
再说说我的妻子任敏的故事。她被关押了一年多被释放后，被分配到一个学院工作，她到该院报到时，该学院一位人事干部对她进行了革命教育——要她照他们的指示办事并和贾植芳划清界限，回到人民队伍来。她没有执行这个指示，为此，她又被流放到青海，并美其名曰“支援青海社会主义建设”。她到了青海后，先是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村做小学教师，不到半年，又以为“胡风集团”翻案罪，被收监关押四年，直到一九六三年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提前释放。但指定她不准回上海，只准到农村，“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为此，虽然她是一个在城市长大成人的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女性，但她还是选定了到我的家乡——山西襄汾县南侯村落户、改造，作了十八年在歧视下自食其力的农民。直到七十年代末，胡风冤案得到初步平反，我开始离开劳改工地——校印刷厂回到中文系做资料员时，她才回到了相别二十多年的上海。但因为过了二十多年的缺吃少喝的苦难日子，所以回到上海重新建立了我们一九五五年被政治风浪摧毁的家庭后，在一九九七年患了脑血栓病，卧床五年后，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她去世后所说的“如非往昔遭那种迫害，她晚年又何至于患此绝症，悠悠苍天，人间何世！”为此，我再抄录我在原版《狱里狱外》书中的序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收尾：
老年人喜欢忆旧，喜欢回头看，因为人到了七老八十的年纪，随着体力与精力的日趋衰退，做事情越来越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自然规律。人老了和生活的接触面就越来越缩小了，和复杂纷纭的广大世界的距离越拉越远，而和自己的主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在这种窄小的生活气氛里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沉湎在记忆中，从记忆里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即是“我来到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这么几十个春秋，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为什么而活，干了些什么，是否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之类。这倒不是要学时髦做深刻状，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实在太复杂了。近百年来，在这种历史的震荡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自己不同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走着各自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生命之路。我常这么想：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
有了这份想头，这几年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关于我自己的回忆录。我生于袁世凯称帝的那年，年轻时曾自号“洪宪生人”，以后又经过了军阀混战、国民党专制、抗日战争等时代，一直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新社会。有缘的是我每经过一个朝代就坐一回牢，罪名是千篇一律的政治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认真地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我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为青年及后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书更加丰富和实在的东西。
就抄到这里，是为序。关于作者贾植芳（1916年10月9日—2008年4月24日）：山西襄汾人，著名学者、“七月派”作家。早年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弃学归国，投入抗战实际工作，并且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1946年6月始定居于上海，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冤案被捕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80年彻底平反。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成就卓著。建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校图书馆馆长等职。先后组建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著有《贾植芳文集》（四卷）、《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狱里狱外》、《历史的背面》、《劫后文存》、《雕虫杂技》、《余年笔墨》等。
文摘 在我的一生中，跟命运一直进行着残酷而持久的玫瑰战争，争斗的焦点之一，就是我的写作。命运之神站在那儿发过誓，绝不让我有写作机缘，而我却总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个安定的瞬间匆匆忙忙抓起笔来，努力要留下些人生的感触。斗争的结果就是手稿的多次失落。每当暂时的安定过去，随之而来的厄运第一击总是摧毁我的作品。
一九四五年春天，我由驻扎在陕西黄河边的国民党工兵部队（我在这里做日文技术翻译工作）中逃出一条命来，惶惶地暂栖古城西安，准备转道去济南投奔伯父。我整理一遍自己的旧稿，从中选出几篇在当时恶劣形势下尚能问世的小说和散文寄给在重庆的胡风，余下的包藏在一个枯井中。后来几经辗转，早已销尸灭迹了。还有一些信件与手稿交与妻子任敏的一个亲戚保存，那同乡在西安一个钱庄当伙计。解放后回到乡下，一九五五年我出了事，他害怕牵连，把这些东西私下处理掉了。结果这一时期所能留下的作品，就是一本《人生赋》的小说集。
更早的一次，是一九三七年抗战时期，我从日本绕道香港回国参加抗战。在日本读书期间，我写了不少小说、散文与译稿，除了《人的悲哀》发表在胡风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后来收入《小说选》；《记忆》发表在《七月》，后来收入了散文集《热力》以外，剩下的文稿都留在香港。那时我们一起回国的留日同学中有一位陈启新，是我在日本大学社会科的同学，是来往较深的朋友，广东新会人，他有亲戚在香港开木器店，我就把带不了的衣物书籍以及文稿都留在那亲戚家。其中有一部据英译本转译的俄国安特列夫的戏剧《卡列尼娜伊凡诺维娜》的译稿，当时已和商务印书馆约好，准备将稿子寄给他们，收在“世界文学名著译丛，，里出版，后因战争爆发，搁浅了。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后，开始在胡风编的《希望》杂志上露面，这个杂志由上海的中国文化投资公司出版。
后记 编者先生给我出了个题目：“说说我自己”，我听了不禁失声笑了起来，因为这是一个大家都面熟的老题目。从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以迄史无前例的“文革”，在频繁的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过现代科学和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意识和思考精神的中国现代各类知识分子，在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意志的支配下，被作为“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他们都得以深厚的原罪意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说说我自己”的陷坑中，挣扎图存，以致往往被扭歪变形，甚至殒身亡命，酿成了一代人的人生悲剧，历史悲剧。以至到了七十年代末期以后，当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的新时期，他们步履艰辛，仍然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和预悸！
对我说来，顶着一个所谓“作家”、“教授”的招牌，当然在劫难逃，而且情况还比较突出。一九五五年那场“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兴起以后，我就大祸从天而降，蒙御笔亲批为“分子”，捉将官里去，以“钦犯”身份，“说说我自己”十一年；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我又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押回原单位，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监督对象”、“四类分子”、“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牛鬼蛇神”、“臭老九”以及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老反革命”、“孔老二的徒子徒孙”，等等，在“群众专政”的红色风暴下，“说说我自己”凡十有三年，前后共“说说我自己”二十五年。一九八年，胡案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后，我由鬼变成了人，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我又被作为“作家、翻译家、教授”，应一些编纂人名辞典的单位及个体以至英国剑桥的国际传记中心来函来访，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真可以说是“说说我自己”的“专业户”或老油条了。这不仅又使我想起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的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时，我那些带洋气的同学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人生本是to　play，何必终日study”，真有些玩世不恭的虚无党味道了。但这次受《收获》这个严肃的文学刊物的嘱托，要我“说说我自己”，因此，我得避开过去老一套的报流水账的公事公办的手法，写点我的人生际遇，以及对人生的一知半解的零碎感受，就教于今天的读者朋友。
我虽然从三十年代以来，就开始学习写作文学作品，并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也写点剧本和杂文等，但我充其量不过是文坛上的一个散兵游勇；虽然我甚至因文受祸，在新旧社会都吃过断命的政治官司，但它们只能是我在崎岖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零星的体验和感受，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和感情的浪花的自我表现，有的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遵命文学”，真如向黄浦江小便一样，它们没有什么影响力量，并且从五十年代以后，就基本做了“绝育”手续，实在算不得什么作家，而且我也早忘了我自己还曾是一个作家。八十年代初期，我又蠢蠢欲动，试图重新挣扎，写了些小说和散文。当时，中国的政治大气候虽然开始改变了，文艺界的小气候似乎还未变，或者由于历史的惰性，变得很慢。我是一个有“前科”的人，这又使一些编辑望而变色，甚至排了版还得抽下来。为此，除过一篇散文被朋友转到香港《文汇报》发表，一篇小说被我们家乡的文艺刊物登出，为我亮相外，此后我就很少写这类东西，面带微笑地向我从青年时就迷恋的文学创作告别，完全办妥“绝育”手续了。
一九三五年冬，我热血沸腾，在党的影响下，参加了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在马路上游行，散发反动传单，呼喊反动口号，张贴反动标语者，格杀勿论，就地正法”。我为此被北平警察局逮捕关押，受到该局特务科的审判。我那个当商人的伯父，为此特地赶到北平，到处找门路营救我。我们家住山西吕梁山区，世代以经商务农为生，祖辈没出过念书人，和当官为宦的更不搭界。正是因为我伯父在大码头经商，办的又是洋务，见多识广，知道在现代社会知识的价值，因此，他才决心让我们弟兄走出闭塞的山区到城市上学。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深受内忧外患、困扰最严重的时候，从国际大局看，也是世界上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仰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故乡苏联，左倾成为世界性时代思潮的时候，我由于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接受了这股时代思潮，又受地下党的启蒙和影响，由文学观念的确立到投身社会运动，由报刊的文学投稿者变成“政治犯”，年方一十八岁，就身入牢房，尝到了铁窗风味。我的伯父，作为一个交游广阔的商人，终于辗转托了一个官面上有权势的人物，花了一千元银洋和五十两鸦片烟把我“保”了出来。但因为保单上还留着“随传随到”的政治尾巴，为了避免“二进宫”，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伯父花钱买了一张大学法科经济系的文凭，送我到日本亡命兼留学。临行前，他嘱咐我说：“你到日本住五年，每年我给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你脑筋好，就学医科；脑筋不行，就学银行管理，将来回国以后我对你都好安排。千万不要再参加政治活动了，你在中国参加这类活动，我虽然不认识官，但我有钱，钱认识官，官认识钱，老话说：‘千里为官都为财’，‘若要官都一般’，我还可以花钱托人把你保出来；你若是在日本闹政治，被日本警察抓去，我花钱都没法子花，因为我不认贾植芳青年时代识日本人。还有，你决不能娶日本老婆，因为生下小孩是杂种，杂种进不了祖坟……”但由于我生性顽劣，除过最后一条遵照不误外，其余都没办到，实在有违家训。我参加了东京留学生的进步文化活动和李春潮、覃子豪他们办的《文海社》，出版了《文海》月刊第一期，由上海印好寄到东京后，全部被日本警察没收，我也陷进了东京都警视厅亚西亚特高系刑士（政治警察）的监视网中，不时受到这些不速之客的诘问和干扰，直到抗战爆发后，我辍学回国参加抗战。也是在这个时期，我从东京的内山书店内看到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丛刊式的文学杂志《工作与学习》丛刊的头一两本，我从它的编辑风格和撰稿人员阵营中，惊喜地发现这是坚持鲁迅先生所开创的战斗文学旗帜的严肃文学刊物，因此把自己的一篇小说寄去投了稿，从此结识了胡风，并在抗战的烽火中结下友谊，谁知这就种下一九五五年那场文字狱的祸根，我们文学上的朋友竟被说成相互勾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团伙，他被御笔加封为这个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我则被定性为骨干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虽然经历了这场生死劫的大难，但正如我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说选》上所说的：“我始终感激胡风同志多年来在文学上对我的热情扶持和生活上的无私帮助。”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可以相信相交的真正的朋友。去年年初，我又对来访的上海中新社记者说：“胡风为人诚挚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贡献甚大。”这些就是我通过多年的生活实践对一个可以相依相托的友人的认识的告白。
我在日本读的专业是社会科学，跟上园谷弘教授学习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以致一九四八年冬天，当我从关押了经年的上海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监狱由友人辗转托人保释外出后，我在蛰居沪西乡间一家农民阁楼上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利用妻子和相知的朋友们多方为我借来的图书资料（多半是日本学者的著译），我编写了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和经济的专著。这也是我多年在流转生活中打滚时养成的一种习惯和嗜好：读各类有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书，以便能深入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当时风声日紧，我又不能安生了。为此，我以贾有福的化名，用我伯父商行职员的身份，弄了一张“国民证”，离开恐怖的上海，避居到青岛。我在一家小客栈安身以后，从街头旧货摊上买的一大堆便宜的英日文外文书内，选译了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英国传记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以及匈牙利作家维吉达的多幕剧《幻灭》。但除过《住宅问题》解放初得以印出外，其余两本译稿，都以不合时宜，未能印出。到了一九五五年，命运又向我进行新的挑战时，它们都在抄家时失去了。我为它们的遗失惋惜，因为我喜欢这些作品，尤其是那本被称为“一个负伤的知识分子”尼采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