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375 页
出版日期：2005年05月
ISBN：7214039583
条形码：9787214039583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现代政治译丛

内容简介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探讨了自由主义在过去和当前的各种变革，设想了新共和民主自由主义令人向往的未来贝拉米与从J．S密尔，经由T．H．格林、圭多．德．拉吉罗、卡尔-施米特、约瑟夫熊彼特．再到哈耶克、约翰罗尔斯、迈克尔．沃尔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一一论战他提出，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及复杂性削弱了自由主义理论中社群主义的和道德的假设英国人头税政策的失败以及欧盟的宪政困境方面的有关研究证实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概念己经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实际贝拉米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做法，提倡重新用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观点来解决复杂形势下相互竞争的价值观造成的冲突然而，与韦伯不同的是，他的论述集中在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共和及民主层面他提出了一个共和对策．可以通过权力分散来限制任何观念及利益对其他观念和利益的统治．这样，每一个人都必须作出让步，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提供了一条走出十九世纪民族国家环境下特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准则和模式，进入适应新千年超国界及多元社会的、充满未知因素的民主自由政治的途径。
作者简介 理查德贝拉米，英国里丁大学政治学教授．其主要著作包括：《自由主义与现代社会》（1992）、《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通往妥协的政治》（1999）。
媒体推荐 理查德贝拉米正在以欧洲新共和民主及宪政理论家代表人物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本文集代表了他对于欧洲及北美自由主义传统的主要批判，并展现了他在看到当前自由主义存在的不足之后转向新自由主义的过程，因而也是对他的政治与宪政理论的最好解读任何对自由主义及其批判者之间的论战感兴趣的人都会喜欢上这本书。
　　——詹姆士塔利.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它包含了与理查德贝拉米有关的所有品质分析严密、历史跨度宽广、材料充实。
　　——普兰特勋爵.英国牛津大学
编辑推荐 《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录
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为《共和主义》中译本而作 应奇
前言
导论
思想观念与政治
政治哲学
共和主义转向
共和主义、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
共和主义的优点
本书的计划
第一部分：共和主义的自由
第一章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之前
1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2 第三种观念：无支配的自由
3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并非积极的自由观
4 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自由vs奴役的主题
5 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法律vs自由的丰题
6 无干涉自由观的兴起
7 无干涉自由观的胜利
第二章 无支配的自由
1 支配
2 无支配
3 佩利的异议
附录：支配与其他形式的权力
第三章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无支配
1 作为一种个人善的无支配
2 作为一种政治关怀的无支配
3 作为一种目标而非约束的无支配
第四章 自由、平等与共同体
1 一种平等主义的理想
2 一种社群主义的理想

第二部分：共和主义的政府
第五章 共和主义的指归：目标与政策
1 共和主义的目标
2 共和主义的政策
第六章 共和主义的形式：宪政与民主
1 宪政与非操纵
2 民主与论辩
第七章 共和国的制约机制
1 规制的挑战
2 规制的来源：奖惩与筛选
3 反对以出轨者为中心的规制
4 支持以服从者为中心的规制
5 实践中的策略
第八章 共和国的公民化机制
1 公民性的需求
2 公民性的供给
3 公民性与信任
共和主义：命题摘要
第一部分：共和主义的自由
第二部分：共和主义的政府
重申共和主义
1 一种罗马传统
2 共和主义的程序与政策
3 完全且只能服务于人们共同的、公认的利益
4 民主：选举的与论辩的
5 超越自由主义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
序言 在《公共的心智》(The Common Mind，1993；1996)一书中，我提出了这样一种社会哲学：它既反对集体主义，也反对原子主义。说它是反集体主义的(anti—collectivist)，是因为它拒绝将个人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玩偶，他们不是历史偶然性游戏中的数字，也不是历史命运之旅中的过河卒子；说它是反原子主义的(anti-atomist)，是因为它坚持认为，离群索居的个人(the solitary individual)这一观念在根本上是虚幻的：人们相互依赖，并且正是由于人具有思考的能力，所以这种依赖并不限于因果方式；他们在本质上是社会生物。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中，我简略地勾画了一下这一哲学对政治理论的意义；并且，我提到了共和主义对任何一个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本书中，我没有直接探讨这些意义；但是，很显然，我将它视为前一本书的续篇。《公共的心智》一书的许多评论者都希望我对共和主义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作一个更完备的说明，我希望本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我开始探究共和主义大约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正和约翰布雷思韦特(John Braithwaite)一起从事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和政治理想，尤其是自由理想的研究。在弄清了传统共和主义思考政治自由的方式之后，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既将它(自由)看做是一种具有内在社会性的理想，即把它等同于一个共和国中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同时，又将它看做是一种典型的主观价值，即它能够使拥有它的人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地位感。当时，我们意识到，一旦我们抓住其中两个关键性的问题，那么这样一种思考自由的方式就是可能的：首先，在为了一项共同善(a common good)而采取的受到约束的干涉(eonstrained interference)——比如说，一项没有争议的法律带来的干涉——与专断的干涉(arbitrary interference)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其次，在仅仅是因为碰巧而避免了这种专断干涉的情形——比如说，因为强权者非常喜欢你——与几乎可以完全避免这种专断干涉的情形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一旦意识到这些区别的重要性，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把自由视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它既是免除他人施加专断干涉的相关保障，又能使人在他人当中享有一种安全感和地位感。这一路径将自由视为“无支配”(non—domination)：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或多或少可以完全免除或者显著地免除建立在任意基础之上的干涉。①
这种自由观立即激发了我的想象力，或许是因为它触及了我自己的经历：此前，我曾打算做一名牧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全控机构(totalinstitutions)——这是我后来从欧文戈夫曼(Erving Coffman)那里借用来的术语②——的组建。虽然这些学校和神学院可以提供学习和建立友谊的良好机会，但它们确实无法教会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权威，知道如何举手投足，如何不受任意无常之判断的支配。相反，它们传播一种系统的脆弱感(a sense of systematic vulnerability)，并受制于支配性的意志，有时甚至将它看做是必不可少的。我开始反感此类训练所固有的顺从，而无支配的自由观(the notion of freedom as non-domina-tion)则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用于解释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机构在竭力培养不自由，它们旨在让学生变得消极被动、恭顺谦卑、手足无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8世纪90年代写道，妇女的屈从地位使她们变成了只知道卑躬屈膝、通过逢迎讨好来达到自己目的的生物。她或许也是在描绘我们。
文摘 在决定国家的干涉专断与否中，政治仅仅具有启发式的有效性，但它对什么具有启发作用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事实问题。我们不得不确定的是人们到底是否受到了支配，而不是支配是否进入某些特殊之评价立场的视野。既然事实——包括关于地方文化和背景的事实——决定某种行为是否算做干涉，那么事实也决定某种干涉行为是否算做专断的。①
正如我们已经界定的，专断可能或多或少是强烈的，于是它将注意力引到如下事实上，即与一种专断干涉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支配也可能或多或少是强烈的。假设一个行动者可以或多或少地随意干涉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他们可以仅仅依据自己的一时之兴或者控制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又假设行动者在行使这种干涉他人的能力时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或成本：比如说，不存在受到报复的可能；最后假设这种干涉是极为有效的：它可以取消行动者不喜欢的任何选择或者它可以将一个人作出这些选择的成本提高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样一个行动者对他人就享有一种专断干涉的绝对权力。对其干涉的唯一制约就是他们自己不受约束的选择或不受检讨的判断，亦即他们自己的任意意志(arbotrium)。
这样一种专断干涉的绝对权力可能出现在奴隶主对待其奴隶的情形中——当然不是所有的情形都是如此；它也可能出现在某些政制下暴虐的当权者对待其臣民的情形中。虽然它在许多环境中不可能实现，但是接近于专断的权力却经常以稍弱的强度出现，甚至在由规则控制的(rule-governed)社会中也屡见不鲜。丈夫可以由于妻子不听他的摆布而殴打她，至多受到邻居轻微的谴责；雇主可以毫无理由地解雇其雇员，而几乎不必感到难堪；教师可以因为微不足道的或者无谓的理由严惩其学生；监狱看守可以虐待犯人，而用不着为掩盖其行为担忧：所有这些人对那些屈从于他们的人都享有高度的专断权力。在现代的某些社会里，这些现象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普遍了。但是，它们并不像奴隶主或者专横的当权者那样陌生，甚至在其已不复存在的地方也常常遗留下一些微弱的痕迹，仍然可以识别，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我们有望通过两种一般类型的强制(constraint)来减弱专断性，也就是用来强迫像国家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行动者遵循直接相关的利益和思想观念。第一种是强制设立行动的前提条件，以使基于局部利益的干涉变得极为困难。比如说，这将要求政府在采取行动时遵守某些议会程序或者满足某些法律条件。这些强制旨在过滤或筛选不适合的行动；它们意味
……
后记 数年前，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了一些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比较陌生的“共和主义”的材料。出于纯粹知性的目的，我对它产生了兴趣，并以“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后来，蒙徐大同先生惠允，我又选定西方共和主义政治理论作为我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其间，在马德普教授和应奇教授的鼓励和帮助下，我还翻译、校对了若干篇相关的译文，并与应奇教授合作编选了两本共和主义及其自由观方面的译文集。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本书翻译的前提和基础。
本书作者佩迪特教授是当代英美社会政治哲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又是当代西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最具独创性的代表。此书出版后在国外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赞同者和批评者都不在少数。鉴于阿伦特、斯金纳、波考克等其他共和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已经或者正在刊行，译介佩迪特教授的这本代表作对于我们了解西方政治哲学、审视西方的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佩迪特教授曾涉猎多个学科和领域，而且在写作风格上分析哲学的味道很浓，尤其是其细致入微的概念分析和绵绵入理的思辨逻辑展开，并不容易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力求保持原著本来的风格，但由于中英文句式和表达习惯的不同，有些地方不得不对原句结构作了适当的改动，有些地方译得较为生硬，尤其是一些概念可能显得有些拗口、难解。对于这些问题，译者深表歉意，同时，也希望读者和方家同人能够不吝批评、赐教，以便今后有机会对译文作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不过，作为译者，我想说的是，翻译本书是需要耐性的，同样，阅读本书也是需要耐性的。
最后，我要对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的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作者佩迪特教授不但推动了本书版权的落实，而且对译者有求必应，多次提供相关的论文和资料，解答疑难。与应奇教授愉快的合作使我增加了对本书主旨的理解，从而加快了本书的翻译进程；一些疑难的概念和句子也得到了他的点拨，使我减少了不少错误；他还慨然应允为本书撰写一个精彩的序言，使本书增色不少。此外，蒙多位友人帮助通读译稿，恕不一一列举。同往常一样，我要感谢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的诸位老师和同人，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境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