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页码：206 页
出版日期：1995年05月
ISBN：780021852X
条形码：9787800218521
版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而有创造性的制度思想。其“社会制度体系层次论”将社会制度看作一个体系，认为这一体系可以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个基本层次构成 ;其“体制革命论”不仅深刻认识到体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把新型体制的建立同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密切地融汇到一起，此外，在社会制度选择和创新这一问题上，小平同志始终一贯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坚持用生产力标准来检验社会制度的好坏。
目录
前言
绪论军制思想的重大发展
一、加强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新时期治理军队的基本思想
二、加强军队制度建设是对我军治军经验的科学总结
三、我军进入了全面加强制度建设的新时期
第一章 加强制度建设是新时期治军的客观要求
第一节 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军队造成的严重混乱必须恢复规章制度
第二节 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需要严格的法规制度
第三节 新时期军队的历史使命要求完善法规制度

第二章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在军队建设的运用和体现：
第一节 确立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把军队建设纳入法制轨道
第二节 充分阐述制度的决定作用，为军队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节 强调学会用法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为治党、治国、治军提供新手段

第三章 进一步改革完善军队领导制度
第一节 从最高领导体制上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二节 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节 加强和完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改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四章 从抓编制人手治理军队的大思路
第一节 从臃肿看到军队的问题
第二节 在国际国内的大局下考虑军队的“消肿
第三节 通过“消肿”增强部队战斗力
第四节 通过“消肿”提高领导机关的效率
第五节 建立制约编制膨胀的恒久机制

第五章 实现教育训练制度化、规范化
第一节 用制度保证教育训练的战略地位
第二节 科学规范教育训练的内容体系
第三节 建立正规稳定的教育训练体制
第四节 健全保证教育训练的管理制度

第六章 加强纪律，端正作风，严格按条令、条例管理部队
第一节 从严治军必须严格纪律
第二节 军队的作风要成为全国的模范
第三节 严格按条令、条例管理部队

第七章 用法规制度保证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第一节 实现干部四化是新时期军队面临的紧迫战略任务
第二节 坚决消除干部工作和制度上的种种弊端
第三节 用完善的制度保证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第八章 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也要制度化
第一节 政治工作要有章程
第二节 用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把后勤工作管好

第九章 各级领导在加强军队制度建设中的重大责任
第一节 必须有敢抓敢管的负责精神
第二节 要从治军观念和治军方式上来一个转变
第三节 落实法规制度，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做起
第四节 为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现代军队制度而不懈努力
……
序言 加强军队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邓小平从严以法治军思想的集中体现。
　　作风优良靠的是从严治军。作风作为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外在表现，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思想作风上，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在工作作风上，要坚持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积极进取，敢于负责，大胆创新，真抓实干；在战斗作风上，要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敢打必胜，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在生活作风上，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廉洁奉公，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过去，军队主要靠在战争中锻炼作风，现在，则要靠从严治军。树立一个好的作风，决非一日之功。一靠思想教育，二靠实践锻炼，三靠平时养成。要利用各种时机、各种场合，在部队中深入地进行我军的优良作风教育，搞好灌输引导。要经常宣扬那些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作风好的单位和个人，树立学习榜样，形成良好风气，使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变成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作风建设，实践锻炼至关重要。一支部队的作风培养，主要是通过执行战斗、训练、值勤、施工、生产等各项任务，特别要重视在执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中，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有意识地锻炼和摔打部队。
文摘 我们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又说：“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①解放战争后期，根据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他再次对游击性问题作了论述。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②。
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作为我军的主要创建者和最高领导者，对这支军队存在的非正规性和游击性，始终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他一方面承认这种状况是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积极的正确的作用，反对过分强调不切实际的正规化；另一方面又清醒地看到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利于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反对沉溺于游击性的保守主义，一俟条件具备，就应不失时机地把我军建设由低级阶段推向正规化的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