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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发布时间: 2010-04-24 03:00:12 作者: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基本信息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页码:354 页
出版日期:1999年01月
ISBN:7806166009
条形码:9787806166000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欧洲思想系列
外文书名: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

媒体推荐 初版序言
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urgerliche Offentlichkeit)。研究对象特别难以把握,这就对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由于研究对象比较复杂,用单一某个学科的方法是难以奏效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共领域范畴放到传统“政治学”曾经关注的那样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里加以探讨户研究对象就其自身而言打破了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社会学和经济学、宪法学和政治学以及社会思想史等各学科一体化所带来的难题是很清楚的:从目前社会科学学科分化和专业化水平来看,没有谁能“掌握”多门学科,更不用说“掌握”所有学科了。
其次,由于研究对象要求我们同时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因而我们的研究方法也就具有另一种特殊性。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burgerlicheGesellschaft)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Idealtyp),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正如我
们所要阐明的,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才真正有“公众舆论”(offentliche Meinung)可言。因此,我们把“公共领域”当作一个历史范畴加以探讨。在这点上,我们的研究方法和以所谓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形式社会学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另一方面,带有历史倾向的社会学研究处在一般水平上,它只对偶然过程和具体事件做抽样分析,也就是说,把它们作为超出个例之外的社会发展典型事例加以分析。这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严格的历史学训练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不对历史事实加以判断,因此,这种社会学研究本质上还遵循适用于整个社会关系的严格的结构分析范畴。
在交代清楚方法论上的两个条件之后,我们还想就课题本身加以说明。本书的研究范围是自由主义模式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和功能,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与发展,因此,
本书关注的是这一历史形态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plebejische Offentlichkeit)这一变体。法国大革命和罗伯斯庇尔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公共领域在功能上可以说暂时卸下了其文学外装——其主体不仅包括“受过教育的阶层”,也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尽管如此,这种平民公共领域无论是在宪章运动还是在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工人运动中作为一股潜流还一直存在着,并且一直朝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方向发展。在思想史上,这种公共领域是18世纪的遗产。所以,它和工业社会中靠赢得公民投票维持的高度专制的公共领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两种公共领域在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就文学对具有批判意识的私人所组成的公众的公共领域的决定方式来看,它们各自又有所不同,可以说一个是缺乏文学的公共领域,另一个则是后文学公共领域。公民投票表决获得一致并没有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所忽略的这两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也具有不同的政治功能。
本书信中阐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及其在社会福利国家层面上的转型。
我要向德国科协会(DFG)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除了§13和§14两节之外,其余内容是我提交给马堡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sschrift)。
哈贝马斯
1961年秋于法兰克福
目录
初版序言
1990年版序言
第一章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初步确定
§1 起源问题
§2 论代表型公共领域
附论: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终结:以《威廉麦斯特》为例
……
文摘 书摘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oeffentliche Raesonnement)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在我们的措辞中,该词还保留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细微差别,即既依赖理性,又吹毛求疵。迄今为止,各个等级都已经同封建诸侯达成协议,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用他们的高贵或尊严来平衡等级自由划分过程中权力要求之间的冲突。13世纪以来,这一实践的结果首先就是统治阶级和王公贵族分裂了;不久,特权等级取代了君主,成了国家的代言人。众所周知,这种发展趋势在英国采取的是议会限制君权,因而和欧洲大陆由君主宣布取消等级完全不同。但是,这样一种权力均衡的模式却产生了第三等级,因为该等级再也不能将自己塑造成统治阶级。限制主权(Herrenrechte)(主权也就是等级“自由”)在交换经济基础之上无法实现分权——对资本主义意义上的财产的私法支配权甚至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市民阶级是一些私人;他们本身没有任何统治权。因此,他们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的权力要求并不是要将必须分开的统治权集中起来;相反,他们是要破坏现存统治原则。资产阶级针对这种统治原则所提出的控制原则,以及公众想要改变的就是这种统治本身。公开批判过程中提出的权力要求当然得放弃一种统治要求的形式,它要想贯彻下去,就不能仅限于变换一种原则上仍在坚持的统治的正当性基础。
公众想让统治遵从“理性”标准和“法律”形式,以此来实现彻底变革,因此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本身加以分析,特别是对这样一个事实加以分析,即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中作为公众进行交往的是一些私人;惟有如此,才能揭示出这些理性标准和法律形式的社会学意义。公开批判的自我理解主要靠这样一些源自家庭内在领域(Intimsphare)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主体性的私人经验。这种私人领域是私人性,用时髦术语来说即是丰富而自由的内心世界的历史源头。“私人”的古典意义——即切身所需——同社会劳动和依附关系似乎一起被赶出了私人领域的内在空间,即被从其家园中赶了出来。商品交换打破了家庭经济的界限,就此而言,家庭小天地与社会再生产领域区别了开来:国家和社会的两极化过程在社会内部又重演了一遍。个人将商品所有者与一家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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