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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

发布时间: 2010-09-23 01:19:01 作者: kind887

 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


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页码:474 页
出版日期:2000年04月
ISBN:7208033196
条形码:9787208033191
版本:第1版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内容简介 本书目录简介:第一章、导论;第二章、基督化:教会学校的教育哲学;第三章、本土化与西化:教育模式的选择;第四章、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政治。
作者简介 胡卫清教授,1961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1998)。发表过《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研究1848-1911》(《近代史研究》1999.2)、《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进化论》(《世界宗教研究》2001.3)、《中西人性论的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孟子性善论》(《复旦学报》2000.3)等论文20余篇。出版过《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等著作。
媒体推荐 序一
“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
这是我做学问的箴言,也是我对弟子们特别是对博士生的要求。要较好地做到这点,我另有三句箴言:
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手资料;
创新的论点。
我给每一届博士生上的第一课就是谈这个问题,其中尤其突出强调学术的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没有创新就谈不上学术。然而,创新谈何容易!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是千淘万选,披沙拣金才得来的,其中的甘苦只有学问中人才能体会得到。就某一具体研究对象而言,小至一时一事之考订,大至理论评价之建构,莫不凝聚了学者们的心血与思想,要有所突破是很困难的。胡卫清博士在五年前选择“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时,我就告诉他,这个领域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并且逐步成为学术热点,我希望他首先深入其中,了解学术界的基本研究成果及学术理路,然后跳出其外,力争有所突破和创新。当初我在审阅这篇论文时就颇感欣慰,认为基本达到了我的要求。后来各位通讯评委和答辩委员的意见印证了我的看法:“这是一篇富于创新和哲理思辨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胡卫清博士将该文修改定稿,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作为他的导师自然很高兴,在此先谈谈个人对这部书稿的几点看法。
首先,本书在理论建构上有重大突破。学术界评价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有两种基本的评价模式:一为“文化侵略论”,一为“现代化论”。卫清经过深入研究和思考,认为这两种理论模式均不能圆满解释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及其所遭受的境遇,不能清晰地阐明基督教教育在华的真正使命,于是他不囿成说,提出以“普遍主义”作为基本视角和范式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哲学、教育模式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作者指出,普遍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运动,而且是一个历史过程。作为思想运动,普遍主义不断深化着关于人类一致性的信仰,试图确立一套对所有人都通用的、统一的价值标准;作为历史运动,普遍主义是指人类逐步从各自分散、孤立的状态摆脱出来,在其活动中呈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历史统一性。作者深入分析了宗教普遍主义的基本内涵,分析了宗教普遍主义与近代殖民主义的互动关系。他正确地指出,正是由于普遍主义取向对基督教教育哲学、教育模式的深刻制约和影响,才使得基督教教育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批判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作者最后提出,作为一种一体化的历史运动,普遍主义的整体进程是不可逆的,近代中国在与宗教普遍主义的抗争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后者与普遍主义的主流趋向相背离。总之,“普遍主义”范式的提出不仅为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而且为整个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其次,本书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创新。如作者对基督教教育哲学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从个体人格的基督化到整个国家社会的基督化是这种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这是很有见地的新看法。又如,对传教士科学观的全面阐释解决了学术界多年悬而未决的一个理论问题。作者指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科学观是建立在自然神学基础上的一种有神论的科学观,正是这种科学观为来华传教士进行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这就为人们长期困惑的宗教与科学关系找到了结合点。再如对“战略转变说”的质疑,对传教士儒学观的剖析,对基督化教育与党化教育关系的分析,都提出了新看法,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创新意识与精神。
第三,史料征引丰富,史实考订细致,表现出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作者为本课题研究作了艰苦细致的准备,在图书馆、档案馆中披览了大量中西文论著、材料,甚至看了基督教会多届开会的记录,在资料收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获得了不少十分珍贵的史料。由于有丰富材料作为基础,作者能够对有关史实进行仔细考订,如关于传教士中西文著作的对比分析,关于1877年传教士大会上有关儒学问题的争议,关于“基督教教育”一语源流问题,关于美国监理会在华教育事业的研究,等等,其间推翻了学术界一些臆测性结论,可以看出作者不蹈虚空,力求务实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学位论文通过之后仍然抽出时间,奔波于京、沪、粤三地图书馆,耗时两月有余,又搜集不少材料,并根据这些材料对原论文重作修订增删,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历史学像所有学科一样,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我希望胡卫清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开拓创新,力争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是为序。
夏东元 1999年6月序于沪上临渊斋
编辑推荐 "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这是夏东元教授对本书的最高评价。胡卫清教授所持的用"普遍主义"视角和范式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哲学、教育模式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得观点,新颖、独特、犀利、创新,备受学者好评。
目录
序一 夏东元
序二 刘学照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两种评价模式及其理论预设
一 两种模式
二 理论预设
……
文摘 书摘
严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这一术语在中国的最早使用:从我们所见的资料看是1844年的《中国丛报》,马礼逊教育会的第六次年度报告指出,“我们希望给予他们最完满意义上的基督教教育”。1868年的(教务杂志)上说,“基督教教育肯定迟早会在整个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普及开来”,但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却很少使用,一般都使用“传教学校”或“基督教学校”(Christian school),直到1890年上海传教士大会,这一术语才得到正式使用。1893年这一术语至少在两篇文章里多次使用。1899年谢卫楼发表题为“基督教教育”的专文,对其内容、特征、目标进行全面阐述,该文的发表实际上标志着“基督教教育”这一教育范式的正式确立。进入20世纪后,“基督教教育”语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其间只有李佳白对这一提法表示过小小的异议。他认为,这一提法在英语里固然是十分明确的,但在中文里可能引起误解,人们有可能把它当成一般的新式学校。不过李佳白的异议并没有得到响应。在中文里开始大量使用“基督教教育”一语的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初,这时还出现了另一术语“基督化教育”,其实两者在英语里是相同的。既然“基督教教育”作为一个正式术语得到了广
泛使用,并且它比“教会教育”有着更为明晰的内涵和外延,那么我们就应当使用“基督教教育”而不是“教会教育”作正式的概念。
二 传教教育时期(1818—1877)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77年以前为传教教育阶段,1877至1927年为典型的基督教教育时期,1927年以后教会学校融入中国私立教育体制之中,从教育方针到课程结构都有重大调整,是基督教教育的蜕变时期。本书主要是研究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个小的阶段,即1877到1890年为过渡发展时期,1890至1921年为基督教教育体制的完成时期,1921至1927年为应付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时期。为了论述方便,先对第一个大的阶段的历史作简要的回顾。
由于广州贸易体制的限制,基督教传教士早期的教育活动集中于南洋一带,他们在此向当地华人学习语言,传播宗教,开办学校。基督教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天主教不同的特点,它更重
视学校、医疗和文字工作。这是它后来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充当中西文化交流主角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代那些思想较为开放的传教士对于传播讲授西方科学是十分积极的,他们认为科学对于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现状和使人民从愚昧无知与艰难困厄的生活境遇中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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