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ISBN：7220035047
条形码：9787220035043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0开
媒体推荐 中译本序
此次，四川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大型的《宗教与世界》丛书，将收入我的对话篇著作，作为著者，深感荣幸，不胜欣喜。
该书是我出版的系列著作《佛教对话丛书》之一。
无庸赘言，佛教是创始于印度的悉达多乔答摩，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宏伟的宗教。作为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至今犹被以亚洲为中心的广大民众清纯地信奉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祈求世界永久和平与民众永远繁荣，并为之竭尽绵薄之力。可以说，这一《佛教对话丛书》就是在佛教的悠久历史中探求其现实的理念和思想的尝试。
对话是我和青年学者们在畅所欲言的讨论或交谈的相互交流与启迪中进行的。 而一个个题目的归纳，是以谈论我在每日的佛道实践中所把握的佛教观点，史观这一形式展开的。
附带一提，本书还有姐妹篇《我的释尊观》，则是就世不二出的巨人、佛教鼻祖乔答摩的生涯和活动进行的对话。
那么，乔答摩圆寂后，印度佛教的历史发生了。怎样的思想性变迁呢?可以说，本书正是以这；主题为轴，试图纵观整个印度佛教。
追忆往事，去今15年前的1974年6月5日，我初登“万里长城”的一角——八达岭的居庸关。那是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
我站在长城上，沐浴初夏的阳光，心旷神怡，对眼前铺展的景观感慨一新，铭刻心底。
我想起为数众多的译经僧和胡僧，他们越过巍峨耸立的帕米尔山脉，涉过流沙漫漫的塔克拉马干沙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跨过这万里长城，到达中国境内。
应该说，中国佛教的历史确实是他们舍身忘死的使命感的赐物和结晶。进而，这中国的佛教又传到遥远的远东之岛日本。西域——中国——日本，当我的心在这条无形的佛教东传的路途上徜徉时，一个毅然的决定油然涌起。
——中国的确是日本文化和佛教的源头，是大恩人。我们日本人必须在心灵深处重新认识这一不言自明的事实，并且要不断地付诸行动，为报答恩情的有诚意的行动。
作为一个民间人士，我通过前后六次访华(当然，在日本就更不消说了)，同当今中国各界的领导人、文化人和学者进行对话，广泛地保持着“和平”与“文化”的相互交流，这也就是想报答中国“大恩”的心愿的表露。倾注报恩之念，我一直提倡构筑日中的“金桥”。
岂止“金桥”，在日中两国之间，还要构筑通向21世纪的新的“丝绸之路”，即“文化之路”，为此，我今后仍将奉献寸草之心。
中国的天台大师智颉把大乘佛教的真髓——法华经的精神简洁地归纳为一句话：“一切世间的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
佛教往往被解释为属于形而上的思想性层次，是有别于形而下的政治、经济等的另一层次的世界。然而，真实的佛法并不是与时时进步、变化的社会相脱离的。毋宁说是与政治、经济等不可分开的，具有重要的社会性使命，即经常给这些行为以生气勃勃的活力，将其引向赋有价值的方向。
智凯暗示：佛教也内含极其现实主义的哲学。
而这一法华经的哲理，作为日莲大圣人的佛法，在13世纪的日本开花结果。
回顾以上的历史脉络时，《我的佛教观》被译为中国语、从日本回归中国这件事，也令人不能不深感佛教所谓“缘”的不可思议。
总之，但愿我的这本书能成为构筑日中两国通向21世纪的新丝绸之路一砖一石。当此付梓之际，谨向予以提挈的何光沪先生、汪5弥先生及承担翻译之劳的潘桂明先生和业露华先生等有关人士，致以衷心的谢忱。是为序。
目录
序 言
佛典的结集
第一结集的背景——合诵佛说的弟子们——伟大宗教家的教诲
上座部和大众部
第二结集的背景——部派分裂的原因——复归原样的运动
阿育王
……
文摘 书摘
政治与宗教的关系
野崎作为阿育王政治的根基，不能无视佛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下面就有关阿育王时代的宗教情况谈点看法。
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阿育王虽然是热心的佛教徒，但他并不排斥佛教以外的其他宗教，而是给予积极的援助。关于这些情况，柯桑比是这样表述的：
“他(阿育王)从开始倾听摩揭陀的宗教者而成为佛教徒。这一改宗，虽然经常被用来与公元325年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改宗基督教作’比较，但阿育王并没有创设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的有组织的教会，也没有采用与国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消灭异教的同样方法，故而印度的其他宗教未被根除。与此相反，阿育王和他的后继者们，即使对耆那教、正命论者、婆罗门，也都宽大为怀，赠与礼物。”
总之，作为个人，阿育王是佛教徒，但作为国王，他决不将佛教国教化。事实上，在宫廷内就有婆罗门信徒；在阿育王的诏敕中，也例举了作为当时主要教团的佛教、婆罗门教、正命论者、耆那教，留下了应当给予各宗教徒同样尊敬的记载。
池田刚才所说的这一点相当重要。它具体地显示了政治与宗教应有的关系。本来，“政教合一”是从基督教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但那是西欧的概念。与此相反，在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上，佛教历来主张用从宗教心理中产生的普遍理念来反映政治。我们不能将此混同，把它与西欧的政教合一等同论之。这个问题上，柯桑比的观点确实抓住了两者间的区别。
正如阿育王事例所表明的那样，政治家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基调，把它反映于具体的政治中；这是件大事。当此之际，佛教的理念并未作为专断的教义强制人们接受，而是被作为人类应有的“法”，因而它决不是什么偏狭的东西。所以，阿育王遵照绝对和平主义的和尊重生命的理念所代表的这一普遍的“法”来推行统治，当然也就不会排斥佛教以外的宗教。假如他把佛教国教化，并镇压婆罗门以及其他宗教，那他就会造成与民众的对立，反而远离佛教的精神。
与此关联的重要事情是，虽说政治和宗教的立场不同，、但作为政治家和帝王，最终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平等看待宗教。政治家并非不能信仰宗教。与其说政治家并不全然有“信教自由”，还不如说失去信念的政治正如没有罗盘的航船，船上乘客不知将被带往何处，内心不安难以忍受。问题在于，对宗教持有特定观点的政治家，有时会借助公众的权力介入宗教世界。那时，民众从遵守“信教自由”的立场出发，就应当团结一致排除政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