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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页码:171 页
出版日期:2005年05月
ISBN:7309044754
条形码:978730904475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
丛书名:漫说文化丛书
内容简介 本集中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家的杂文。他们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站在平等、独立的角度,体现了他们爱的博大情怀。同时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感,这些幽默包孕着慈爱与温馨,包含着苦涩,这样的幽默,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位,又引人深思!
自从中国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就开始说“东”道“西”。
而且不停地“说”———从上世纪中叶“说”到现在,恐怕还要继续“说”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纪性”甚至“超世纪性”的话题。
而且众“说”纷纭。你“说”过来我“道”过去,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曾就这个“永远的热门”发表过高见,与此相关的著作不说“汗牛充栋”,大概也难以计数;至于普通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乘兴发表的妙论,更是随处可闻,可惜无人记载,也就流传不下来。
流传下来的,有体系严密的宏文伟论,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感。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眼光,但因为是毫不经意之中“侃”出来的,也就更见“真性情”,或者说,更能显出讲话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说“东”道“西”之时的心态、风貌与气度。这,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与其关心“说什么”,还不如关心“以怎样的姿态”去说———这也许更是一种“文学”的观照吧。以此种态度去读本集中的文章,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由此而产生的恢宏的眼光,人类爱的博大情怀。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结缘豆》的文章,说他喜欢佛教里“缘”这个字,“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却更带一点儿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全球意识”,就是对自我(以及本民族)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所存在的“缘分”的发现,这种“发现”是真正富有诗意的。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写的《缘日》、《关于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难体会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民俗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内在的相通与相异时,曾经产生过怎样的由衷的喜悦,那自然流露的会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鲁迅那里,他从“中国(中国人)”与“世界(世界民)”关系中发现的是“中国(中国人)”“国粹”太多(也即历史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从而产生了“中国(中国人)”如不事变革,便“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随感录三十六》),这种成为“世界(人类)孤儿”的孤独感与危机感,同样是感人的。而拥有这种自觉的民族“孤独感”的,又仅仅是鲁迅这样的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民族的大多数仍沉溺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迷狂,先驱者就愈加陷入孤独寂寞的大泽之中,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我们前面所说与世界人“结缘”的喜悦里其实是内含着淡淡的、难以言传的哀愁与孤寂之苦的。我们说“人类意识”的“博大情怀”,原是指一种相当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类爱与人类忧患总是互相纠结为一体,这其间具有深厚度的“诗意”,是需要我们细心体味,切切不可简单化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前辈人在说“东”道“西”时所显示的平等、独立意识。如鲁迅所说,这原本也是中国的“国粹”;遥想汉唐人“多少闳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只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敝陵夷之际”,这才神经衰弱过敏起来,“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看镜有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声疾呼,要恢复与建立“民族自信心”,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傅雷家书》的选录,自不难发现,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点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独立“个性”都应当受到尊重。因此,作者才能以那样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对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作自由无羁的评说。这里所持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尺度与眼光,并不排斥文化评价中的民族意识,但却与民族自大、自卑(这是可以迅速转化的两极)的心理变态根本无缘,而表现出更为健全的民族心态: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民族的文化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开放,一面又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态势。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近年来,人们颇喜欢谈“传统”;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是“五四”所开创的“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与发扬,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
编辑推荐 本集中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大家的杂文。他们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站在平等、独立的角度,体现了他们爱的博大情怀。同时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幽默感,这些幽默包孕着慈爱与温馨,包含着苦涩,这样的幽默,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位,又引人深思!
目录
梁启超
呵旁观者文 1
鲁 迅
随感录三十六 7
随感录三十八 8
灯下漫笔 11
……
文摘 书摘
急为中国人所恶(纪念孙中山先生)
林语堂
记得一二月前报上载有一篇孙中山先生的谈话,他说"我现在病了,但是我性太急,就使不病,恐怕于善后会议,也不能有多大补助。"我觉得这话最能表现孙先生的性格,并且表现其与普通中国人性癖的不同。因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且孙先生之与众不同正在这"性"字上面,故使我感觉改造中国之万分困难。如鲁迅先生所云,今日救国在于一条迂谬渺茫的途径,即"思想革命",此语诚是,然愚意以为今日救国与其说在"思想革命",何如说在"性之改造"。这当然是比"思想革命"更难办到,更其迂谬而渺茫的途径。中国人今日之病固在思想,而尤在性癖,革一人之思想比较尚容易,欲使一惰性慢性之人变为急性则殊不易。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难怪孙中山有"行之匪艰知之维艰"之学说。
若由历史上求去,性急者每每为中国人所虐待,乃至显的事实。中国也本来不喜欢性急,故子路早已得孔子"不得其死然"的诅咒。若屈原,若贾谊便略可为中国性急者之代表,尤其是贾谊,然贾谊也早有苏东坡之诌其短见。此乃中庸哲学及乐天知命道理之天然结果。徐先生的非中庸论诚是:"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猛进》第三期答鲁迅语)。个人以为中庸哲学即中国人惰性之结晶,中庸即无主义之别名,所谓乐天知命亦无异不愿奋斗之通称。中国最讲求的是"立身安命"的道理,诚以命不肯安,则身无以立,惟身既立,即平素所抱主义已抛弃于九霄之外矣。中国人之惰性既得此中庸哲学之美名为掩护,遂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可谓之中庸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即以留学生而论,其初回国时大都皆带一点洋鬼子之急躁性,以是洋气洋癖,时露头面,亦不免为同事者所觑笑,视为不识时务。由是乎时久日渐少有不变为识时务及见世面之时贤。及其时务已识,世面已见,中庸不偏之工夫练到,乐天知命之学理精通,而官运亨通名流之资格成矣。
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像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像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像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