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页码：402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4月
ISBN：7806473505
条形码：978780647350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0开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人文中国书系

内容简介 本书分“知识分子”，“识字率、人才、现代化的助力与阻力”，“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三个部分，对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
媒体推荐 自序
1960年美国科学院学术季刊Daedalus出版一期以“俄国知识分子”为主题的专号，指出由于帝俄落后于西方国家，其知识分子忧心如焚，亟起鼓吹现代化运动，所以俄国才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巨大变迁。中国同一时期的贫弱处境，如与俄国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同样的觉醒吗?在台湾的少数历史学家受此一思考方向的影响，激起了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我有幸生逢其时，追随先进，以梁启超为切入点，尝试探讨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1960年代同时盛行着“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思潮。一个国家要现代化，必须有经济成长、社会繁荣、政治民主。这原是用以观察第三世界未能及时发展的三大函数，借用过来观察19、20世纪中国衰弱的究竟，再好不过。1972年我与一群理念相近的学者承担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担任计划主持人之一，自此我的研究方向为之一变，从思想史开始转向政治社会经济史。虽然经济史是我的弱点，着墨不多，但在政治社会史方面则扩大了研究的视野。
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都是非常引人入胜的题目，一朝投身进去，如行山阴道上，趣味无穷，有应接不暇之感。我对此两个主题有些许认识，是在学习中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早期为了知
识分子的定义，我在一种辞书中查得，他们是“关心社会荣枯的人”，这是从责任感或角色关系去下定义。四五十年来为知识分子下定义的著作不胜枚举。在专业化分门别类的今天，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可以称作知识分子，Edward shils就是从这个宽广的视野去看知识分子的。他说，凡是有专精学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ChAles~dushin所下的定义则较为严格。他
说一个行道中的专业人员，如果整天关在研究室中读资料、搞实验，他只是一个专家；惟有他同时关心社会的荣枯，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举例而言，研究核子的专家走出了实验室去参加反核运动，即可称之为知识分子。
探讨知识分子，许多学者都有一套理论。最常见的是“启蒙”说。中外古今的启蒙运动大半皆为知识分子所倡道，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恐怕人们今天仍是懵懵懂懂的。以梁启超(1873
~929)为例，他是一个典型的启蒙主义者，我的三本相关著作，似皆可用启蒙主义涵盖贯穿。
再举一个例子。严复(1854~1921)与梁启超一再反复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进化论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一个铁 律，是帝国主义向外发展的动力与口实，所以中国才受到列强的欺侮而濒于被瓜分的边缘。但国人不必因此而恐惧自卑，亦惟有接受进化论，自强图存，才能摆脱悲惨的命运。我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一文中举证进化论一体的两面：帝国主义者以之向外侵略，吾人得之奋袂而起。严复、梁启超鼓励国人奋发图强，力挽狂谰，其用意在此。
“疏离”说是1960年代最流行的理论，尤其是研究帝俄晚期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运用“疏离”观念去观察，将难以说明19世纪俄国三代知识分子的转折历程。著名的俄国史学家RichardPipes说，帝俄时期的知识分子先后三代，第一代鼓吹现代化，要求改革农奴制度；第二代不满沙皇的无动于衷，走上了疏离的道路；第三代则掀起革命，俄国因之大变。①
改革、疏离与革命似乎是知识分子的三部曲。世界各国的革命几无役不有知识分子参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疏离感，本书有一篇短论，略窥其概。
我的早期研究，几乎完全接受了“启蒙——疏离——革命”三阶段说。梁启超三十一岁之前的言行就是如此的。起先，他那“常带感情之笔”，一面倡言权利及自由思想，一面要求清廷维新，图存图强。及至要求得不到预期的回应，梁氏痛斥清廷颟顸无能，疏离感由然而生，他要革命。但三十一岁以后的梁启超又退回到改良式启蒙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只宜于按部就班的变革，而非激烈的流血革命。他从激进回归温和，改而倡言现代化，认为惟有现代化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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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序
第一辑 知识分子
清抹民初的知识分子
黄尊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
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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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家庭生活
第二辑 识字率、人才、现代化的助力与阻力
第三辑 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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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文摘 书摘
五四运动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单打独斗发生不了多大的力量。或许这一次的经验刺激了北大教授们感到有结合的必要。但知识分子观点的分歧，无论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要组合是十分不易的。所以北大并没有直接发展出近于政党的组织。但是退而求其次，大家在一起谈谈总是可以的，一个谈话会的形式终于出现了。
谈话会的发动大约在民国10年(1921)。目前可根据的材料是胡适的日记，但由于胡适日记残缺不整，我们只知道民国10年5月21日胡氏首次提及他和王徵、丁文江、蒋梦麟聚谈，决定组织一个小会，胡适起草一个组织大纲，但内容如何，胡适并没有记下。6月6日，胡适又说在任鸿隽家与丁文江、王徵等再谈组会的事，不知何故，一直拖着未能实现。但北京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非正式的聚会很多。聚在一起就谈国家大事，极属平常。在这些场合中，胡适经常被邀参加。民国11年5月21日的一次聚会，胡适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说，那天是王宠惠邀在法学会吃饭，在座的有蔡元培、罗文干、梁启超、林长民、熊希龄、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一时名流，新旧杂糅。胡适说：“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这几句话点出了组会的本意是要大家有机会沟通，可以找到“共同进行的方向”。
正式发起的是一种谈话会，发起人是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据胡适的日记，民国11年6月20日这天，蔡元培等“邀了二十多位欧美问学在颜(惠庆)宅谈话，讨论今日迫切问题”，有丁文江、张嘉森、周诒春、蒋方震、林长民、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一班名流。胡适觉得这个意思很好，认为以后可以定期开会，“每次由四五个人作主人”，不会中断。因此他与罗文干提议，立即得到大家通过。胡适、张嘉森、高鲁等是第二次谈话会的主人。开会日期是6月27日，借用顾维钧家为会场，到会的人比上次还要多。王世杰提出中国当实行邦联制(ConFemtion)的说法，谓之为“分治的统一”，胡适不以为然，与之争论，甚为热烈。第三次谈话会于民国11年7月14日举行，主人是顾维钧、王宠惠等人。胡适说这次谈话的内容以联省自治为重心。
从三次谈话会的形式和内容来看，没有党派的关系，却有一些学术性的气氛。但梁派的人物颇有意拉拢北大人物，组织一个新政党。梁启超等于民国2年组织进步党，不久国会被袁世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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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