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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中国百年最受瞩目的传记作品，英文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本以2006年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为素材写的传记，紧扣时代、贴近人物、血肉丰满。此书揽获海内外各项大奖！
客观：第三方视角。陶涵是美驻华外交官，哈佛学者。他以异邦人的身份，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团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
权威：《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是第一本完整引用蒋介石日记的传记。不是自传胜似自传。本书完整记录了蒋介石从出生到去世，88年神秘而复杂的一生。陶涵亲赴胡佛研究所，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其做传的第一人。日记坦陈个人心迹，直视内心，学界认为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
深入：《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对材料的掌握史无前例。陶涵遍访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熟悉美国政情，历访美国军政要人，查阅大量机密档案。对那一时期的中美，包括台美之间复杂关系的了解与深入前无古人。其广阔深远的国际关系视角、对历史语境的还原无人能及
颠覆：《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改以往对他残暴古板的评价。他年少风流，却对美妹情有独钟；他军功显赫，却最后一败涂地；他脾气极坏，却偶尔伤感哭泣。全面呈现复杂矛盾的蒋介石，展现政治家的人性与人情。
有温度：蒋介石的一生，牵动着现代中国的挣扎，刻下现代中国艰难转身的每一瞬间。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抗日问题，他究竟有怎样的抉择？蒋介石与宋美龄琴瑟相和，俩人政见相左时他如何抉择？蒋介石遭遇尼克松背叛，失望无奈中他作何选择？有温度的笔墨，再现历史细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杨天石作序，史景迁推荐！

名人推荐

陶涵拿新史料为基础，以全新观点诠释蒋介石不凡、长寿的一生，并且对蒋的动机和行为提出具争议但让人信服的新解读。此一生动活现的论述，将会成为一本经久不衰的权威之作。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 黎安友

透过蒋介石日记的慎选引用，陶涵成功表露蒋介石的个人特质。日记引文搭配上重大政治、军事局势的生动细述，他让我们更贴近这些还在成形的思考。因此某种程度上，陶涵在蒋介石与他置身的世界之间建构了更具个人感性的连结。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

本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和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专家 杨天石

媒体推荐

蒋介石非但不是无能，反而是有远见，训练有素而且精明的策略家。他精准预测了许多政治事件，其所在高度更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家难以超越的。
——华盛顿邮报

这本由哈佛大学出版、陶涵执笔的迷人传记让我们看到，过去对蒋介石和国共内战的传统观点是扭曲不实的。这是第一本充分运用蒋家档案的蒋传，其中包括蒋的亲笔日记。书中呈现的是一个微妙有远见的思想家。
——《经济学人》

陶涵并未隐藏蒋的残暴和外交上的失败，他尊敬蒋介石是因为意识到，蒋以合理的手段统治一个几乎无法被驾驭的国家，而且比起那些美国顾问，蒋更了解他的敌人们。
——《出版人周刊》

作者简介

作者：陶涵(Jay Taylor) 译者：林添贵

陶涵（Jay Taylor），美驻华外交官，哈佛学者，通晓中国事务。曾任职美国驻台北使馆，负责政情报告与分析；美国与中国建交后，任美国驻华（北京）大使馆政治参事，后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现为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录

杨天石推荐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第二章 北伐与内战
第三章 南京年代

第二部 抗战
第四章 长期战争开始
第五章 蒋介石和他的美国盟友
第六章 中国战区
第七章 雅尔塔、东北和战后战略

第三部 内战
第八章 妄想胜利
第九章 大失败

第四部 岛屿
第十章 荒漠甘泉
第十一章 管理保护人
第十二章 换档
第十三章 尼克松及晚年
上卷注释
下卷注释

序言

杨天石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陶涵先生原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退休之后，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蒋经国传记。为此，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来访问我。我们一起交谈过。我还陪他去访问过蒋经国当年的亲信贾亦斌先生，还曾联系奉化的朋友，为他在溪口开过一个座谈会，调查蒋经国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状况。当时我曾想，蒋经国留学苏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么办？没想到，有一次在台北见面，他却已经和中研院近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处得很熟，谈话中，口口声声“敏玲”、“敏玲”。俞女士留学莫斯科多年，那时，正在帮助陶涵先生收集蒋经国留苏时期的资料。那一次在台北，我还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广泛访问蒋经国当年的故旧和同僚。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后来，蒋经国传出版了，在西方学术界评价颇好。哈佛大学出版社要他继续写蒋介石传。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他高兴，又颇为他担心。蒋经国去世未久，故旧、同僚存世者颇多，广泛访问可以抢救记忆，掌握一些难见于文献记载的口述资料，为著作增色。但是，蒋介石的故旧、同僚却大都已经逝去，留存的文献资料则浩如烟海，难以尽读，陶涵先生阅读中文的能力不是很过硬，他为了参考和引用的准确，利用中文文献时常须请中国专家先行翻译成英文。写蒋介石传，要读的资料实在太多。行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陶涵先生的《蒋介石传》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学术界仍然评价很高，并且很快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一部历史著作能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或以史实，或以观点，或以文字。陶涵先生为写作《蒋介石传》，尽其所能收集、阅读、研究了相关文献资料，也访问了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美国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他又迅速前去阅览。蒋介石日记，用文言、毛笔，以行书书写，没有标点，年龄大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顺畅，年轻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就会碰到一些疙瘩；对于外国学者说来，困难会更大，然而，陶涵先生仍然勇敢地走进了胡佛档案馆的阅览室。据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告诉我，陶涵先生为了理解准确，曾邀请中国研究生帮助，慎重选择，慎重翻译，因此，本书利用了大量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可以说，他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写传的第一人。
陶涵先生是美国人，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熟悉美国政情，他利用这一优势，查阅了美国的国家档案和保存在美国的若干中美政军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也研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因此，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而不是肤浅地了解蒋介石在美国的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状况。中美关系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抗战开始以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政要、军要之间交往频繁，美国政府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各个层面。可以说，不了解中美关系史，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迁台，这以后，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可以说，不研究那一时期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往来，就无法阐释台湾1949年以来的历史。陶涵先生的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
蒋介石这个人，地位重要，经历复杂，历来争议不断，尊之者抬上九天，贬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泽东言，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称蒋为国民党中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领袖”，但是时间不长，抗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即斥之为“人民公敌”。古语云：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争论还可能持续若干年，而且，在历史的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前，有些问题还可能无法作出结论，自然更难取得共识。中国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辩论应该如此，历史研究更应如此。所谓摆事实，说的是必须从严格的、经过检验的可靠史实出发；所谓讲道理，说的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提出观点，作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是基础，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古代的优秀史著大都符合这一特点。时移境迁，人们的认识会变化，观念会变化，但是，这些著作所保存的可靠史实仍然魅力常在，成为各个时期不同情况下各类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研究的出发点。我觉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长于太平洋彼岸，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可能会有某种隔膜，在阅读中文文献时可能会有误读，某些叙述、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阙如，难免依靠猜测，例如，1949年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本书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原则写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描写音乐时写道：“嘈嘈切切错杂弹。”科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它不怕辩论，也不怕众声嘈杂。在辩论中，在不同观点的切磋、攻难中，真相会显示，真理会昭明。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新见迭出，这是大好现象，是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百家争鸣”的表现。陶涵先生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他对蒋介石其人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讲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优点，也讲了他的过，他的毛病和缺点，这一总体把握是合适的，两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陶涵先生的经历、教养、思维方式都和中国人不完全相同，他以异邦人的身份，能够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治团体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不以宣传，而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力争以科学态度比较全面地、客观地阐述蒋介石丰富、复杂的一生，这对于人们了解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为其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自然是有意义的，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本书与之不同，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自然，本书的观点可能有些读者同意，有些读者反对，我在台湾学界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写书评说好，一位则写书评大骂。这不要紧，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读者持开放心态，各种意见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思索，作为我们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
陶涵先生的文字很好。他以自己的语言叙述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一般不大段引用原文，因此，行文干净、流畅。我觉得，陶涵先生本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精神，又有文学家对形象的敏感。本书在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时，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注重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心理刻画，以至细节烘托。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作者的叙述能力高于其思辨能力，这就使本书的若干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可读，给予我们写作人物传记以启示。
陶涵先生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很快就寄了一本给我，我在研究工作中，曾经参考过这本书。其间，我在加拿大，在中国重庆，都曾有过和陶涵先生见面的机会。陶涵先生希望他的书能在大陆出版。大概是2010年的夏天，我正在胡佛研究所访问，陶涵先生再次写信，重提他的愿望，并且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了两部台湾翻译并出版的中文版来。今年5月，中信出版社的王强先生通知我，本书决定出版。我既为陶涵先生的著作有和大陆读者见面的机会高兴，也为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的进步高兴，因此，在王强先生要求我为本书写篇导读时，我便愉快地答应了。但是，一动笔，却感到“导读”太严肃，太正规，担负的任务过重，还是不如写篇序言，轻松、自如一点儿吧！

是为序。
2012年6月2日写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文摘

西安事变是否真的改变了历史？
十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浑身涌上挫折感和极端的无助。十年作战，努力制服军阀、剿灭共军，眼看已到“最后关头”，眼前不是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谈判、得到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岂知全都功亏一篑，现在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了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显得是被恫吓而接受了吗？

中国的经济，甚至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他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完全准备好对抗日本。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眼看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蒋又潸然落泪。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接受任何东西。他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以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产党地区，“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蒋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疲弱，只要保证赦免其罪，他们很可能就会放了委员长。他决定，他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应该来西安劝说委员长要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轰炸暂停三天。她一到西安机场，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就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来护卫男子。”蒋说他预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离开，戴笠冲进房里，扑通一声跪下，抱住委员长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

张学良实际上已经十分沮丧。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预备立刻释放委员长，可是杨虎城一伙人不肯。146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他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放了周的传说属实，两人都可以查觉其中的讽刺意味。十二月二十二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有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完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三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关键是共产党必须遵守他这位领袖的命令。周告诉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中共本来就接受所有这些条件，立场丝毫不因西安事变有所改变。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也要维持独立于中央军之外的军事体系。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了这些条件。此外，周又一再向宋子文警告，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又表达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始，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底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部分条件应先兑现时，宋子文告诉他们，蒋宁死也不肯在获释前作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也坚持不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圣诞节大清早，唐纳德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挂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委员长还穿着睡衣，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了。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八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象征着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一年来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又说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得渔翁之利。他们对此次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方案一样。周表示中共希望蒋个人担保将会停止剿共，把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并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他们的立场。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和其自己的部队一视同仁。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宽大为怀。周接下来告诉蒋，蒋经国不久将回到中国，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令他们惊讶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二姊宋庆龄和他联系；而且又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五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姊是否送钱给毛，使得她通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怎能对人提起这种事。很显然，宋美龄和宋子文都没向蒋介石提到他们二姊是中共的联络人。对于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次日下午两点，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推着行李，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说，他要先和张、杨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158他说，如果他们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命令，国家即可因祸得福、化险为夷。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

一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经已经覆盖了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当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数千民众夹道欢呼，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要归功任何人帮他脱险，毫无疑问，周要居首功。一九四一年，蒋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当然指的是周恩来）“真心后悔”。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同一调子，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事后的事件展现，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共党内力主，如果蒋遵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做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作比较。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蒋回到南京后，召见陈立夫。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接下来，陈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头不语。他已经作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陈觉得蒋已经累了，就告退了。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可能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给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同样的军事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毛泽东被斯大林催促，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抗日统一战线方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又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攻势，抗日统一战线还是会开始。因此我们可以说劫持事件本身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十二月二十六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对日抗战黄河古堤淹死八十万人真相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禧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六十五公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65经过七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一万五千至两万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66蒋氏再次展现乘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67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68

日军坐火车，直扑西边三百二十公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淹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稍早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69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建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六月五日、七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洪水淹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公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流离失所。70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有八十万人淹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71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六年日军无法跨入黄河泛滥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然许多人也有不同看法。

蒋毫无疑问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对人命牺牲表达同情，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俊六（Hata）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72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合白崇禧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却使得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有庞大的传统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