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理论体系而言，危机理论是构成其政治经济学以及整个理论“殿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逻辑上说，危机意味着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比例关系、连续性条件等遭到了破坏，从而出现了经济震荡和剧烈波动，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正是基于比例失调、生产相对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视角剖析了这种经济震荡。值得强调的是，生产相对过剩是马克思解释经济危机的逻辑“主线”，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是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另一种表述或进一步阐释。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蕴含着商品生产私人性一价值实现社会性的内在冲突，而危机的发生根源是市场经济中的供给一需求平衡关系被破坏，生产相对过剩或供求对接困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发生的本质性成因。进一步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按资分配和两极分化，这些制度安排会抑制居民消费需求，加剧供求对接难题，引致经济危机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交互”作用的产物。如果将经济危机理解为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则社会主义国家一旦采用市场经济体系，则同样也需要警惕并防范生产相对过剩所引致的经济危机问题。
以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私人性一价值实现社会性这一内在冲突为切入点，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核心概念，并从市场经济一般特征和资本主义内生制度的“结合部”去阐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内核和主要特征。但与其他任何经济理论相类似，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也具有其提出的特定社会背景，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时代印痕，其危机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是：特定国家内部的经济运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以率先推进工业革命的英国为分析对象)；金融创新和衍生的程度尚不充分；劳资两大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极为明显和剧烈。然而，伴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动态演化，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时空背景也发生了某些显著变化，例如：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供求对接的空间维度发生变化，经济金融化导致市场供求对接的时间维度发生变化，而福利改进性也会通过刺激即期消费而导致市场供求对接格局转变，全球化、金融化和福利化在某种程度上使经济危机具有了空间修复、时间修复和制度修复等功能，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时点、表现形式和波及范围自然也就有所改变。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该事件为人们深入探究经济危机的本质提供了契机，也为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提供了样本。表面上看，此轮危机导源于美国住房次级按揭贷款出现了普遍化违约，在信贷违约发生之前，美国围绕住房次级按揭贷款业已形成了一架异常精巧但极端脆弱的“装置”。该装置的有效运转依赖于诸多条件的“幸运组合”，例如：美国实行低利率政策；美国房地产市场景气；资产证券化的虚拟程度可控等，尤其是资产证券化导致住房次级按揭贷款演变为一个以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和次级贷款者还款状况为“塔底”、以普遍化和大规模的资产抵押证券(MBS)和债务抵押证券(CDO)为“塔尖”的倒立的“金字塔”。当上述支持条件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发生逆转时，则此种“装置”就会快速进入反向运作轨道，并最终引爆了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股票市场和消费者信心等指标来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在后金融危机的深度转折和持续震荡阶段，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仍具有不确定性和脆弱性。金融危机影响的深远性和广泛性倒逼人们探究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而已有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利率变动论和国际失衡论——可以说明危机的直接或部分诱因，但难以揭示此轮危机的本源性因素。
事实上，此轮美国次贷危机从本质上导源于美国的内部经济失衡，以及围绕内部失衡所采取的诸多修复机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一直存在这样的结构性失衡：消费驱动增长且消费率持续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且收入分配差距渐趋拉大，这是一个令人困惑但在美国经济中持续存在的现象。由于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因此，要维系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美国就必定要内生出一系列的修复机制：财富增长机制(主要是通过房地产泡沫化来增加居民虚拟财富)、居民举债机制(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基于收入预期而增加举债)、财政转移机制(主要是政府以超过税收收入的方式提供社会福利)、外部汲取机制(主要是美国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实现域外财富流入本国)。在短期内，上述四种机制可以部分地化解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但当某些经济变量发生逆转时(例如：房地产市场从繁荣到萧条，或低利率政策变为高利率政策)，则消费率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之间的“失衡”就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显露出来。由此可见，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并没有超越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相对过剩和供求对接难题，美国可以依靠全球化、金融化、福利化来延缓生产相对过剩问题，但并不能在根本上规避或“消灭”生产相对过剩型的经济危机。
从经济危机预警和回应的角度看，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暗示着社会改造是走出危机困局的根本出路，以收入均等化为导向的社会变革与产品一技术创新一起，可以在根本上解决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形成市场供求关系的重新平衡。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方案可以依靠政府力量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其支撑条件和衍生后果均需要审慎对待。1788—2000年的历次危机实践也表明：生产相对过剩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基本方案是收入均等化导向的社会变革和重大的产品一技术创新，缺少这两者则当前特定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仍将处在调整和震荡阶段。就中国而言，1978年我国毅然决然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市场化导向的体制转轨促使人们必须直面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问题，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则逼迫人们关注域外格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冲击效应。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尤其是居民消费支出)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渐趋下降，这种情形暗示着我国同样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的风险，而内需不足又与转轨时期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紧密相连。在内需不足的情形下，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就对资本形成和产品出口有很强的依赖，但资本形成和产品出13所面临的挑战日趋严峻，衍生后果也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我国亟待防范和化解生产相对过剩型的经济危机，为此，就必须以加快社会改革和增强经济创新为主线来进行政策设计，着力将投资一出13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经济增长，而这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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