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如何抵制社会的无序和革命状态，确保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维系，对这个“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①。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在欧洲的学术研究中居于中心的议题，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变得不断地边缘化。在美国，维护秩序和稳定这个“社会问题”依然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但是，调查研究的主题开始以某种方式不断地与历史行动者与社会变迁、阶级与权力，以及基本社会关系的特质等问题联系起来。
20世纪的政治发展景观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革命潮流、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以及20世纪40年代遍及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这些政治发展景观好像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理论的这一发展趋势。也许塑造美国社会理论这一发展方向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二战”后美国的“发展项目”（development project）。这个项目不仅对美国的社会科学，而且对“二战”后的社会理论普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网友对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的评论
如果愿意，称桑德拉哈尔珀琳的《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大转型再探》为“历史政治学”似乎更为恰切公允。固然，历史及历史学几乎无一例外呈现出政治的、波澜壮阔的图景，而哈尔珀琳把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聚焦于欧洲阶级结构的变革，比之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更令人信服地展开了欧洲现代模型的细致复原。回避这段沉重的史实，和回避两次大战的惨烈应该给我们的训导一样，毫无意义。我们既关心变动社会之中的政治秩序，欧洲的历史经验以及最终与我们的现代历史相构接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运动的媒介，令人极有兴味借鉴于这种特殊的经历。诚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马克布里什评论指出，“直到这些阶级对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消除后，欧洲的经济结构才开始关注内向型增长和国内消费，而不是过去的出口型增长和帝国主义扩张。”没有与经济无关的政治，也没有与政治无关的经济，特别在历史的语境下，特别是我们不该低估哈尔珀琳的研究的话。中国读者在第三章中可以找到更有真实感的教益，也许在这部宏篇巨幅的著作中，这章呈示出一种让我们心照的，与我们自己相关的转型路径，虽然我们每每求助于社会分层来施行阶级管理，以冀于免除这种不可欲的危机情境。哈尔珀琳在本章导言中概述说：“通过地方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制度体系，即欧洲协同体和其霸权均势体系，以及帝国主义‘体制’，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在国内加强和维护限制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和垄断结构，同时也在国外推动和维持"rest":"一种侵略性的市场扩张。二元主义通过将增长限制在资本和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的可控范围之内，从而保留了传统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所有的海外扩张都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在国内的势力地位，而帝国主义扩张引发并激发了欧洲列强冲突，两次大战最终推动了朱利叶斯布劳恩斯所说的，“国际团结的精神被一种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团结精神取代了”，因为工人阶级的参战决定了战争局势。对于外向型的经济政治而言，特别对于规避战争或要在稳定环境中保障长期增长的需要来说，对于统治阶级的“国际团结”尚未走投无路的不明朗状态来说，一战后英国《观察报》编辑J.L.加文的评议是乐观主义的良愿：“……史无前例的努力将用于把普通民众提升到一种智慧的、负责的和具备良好品行的完全高水准之公民地位。政府必须不是勉强地，而是充足地和富有划时代成效地信守这些誓言。”（第五章）是拥有足够敏锐性、灵活性，适时作出足够到位的让步性调整，还是在贪婪野蛮中继续热衷于迷乱不能自拔，对于大转型的大社会体而言，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虽然我们还可以乐观地相信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已经不复需要借助于工人阶级的勇武坚韧来充实军事力量，而且战争一直是诸选项的最后项。哪一种路径成本更低，较之哪一种路径收益更高，这两者有其一确实是当政必须在当下做出的清晰抉择。"
作为不同观点，可以一读，全面了解当代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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