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林区大的，从1964年上小学起到现在从教三十年，我经历了目睹了林区教育四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也亲眼见证了几代林区人在人生成长过程中所走过的不同经历。实在的说，我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辍学生，但当时还没有辍学生这个名词。可我和众多的林区孩子们都不得不接受这个命运。
1964年，我上小学了，可比我大四岁的姐姐没有我这么幸运。她要在家里帮父母干活，照顾妹妹。当时我家住在森林小火车动材道的一座大桥边，父亲由于修森铁路压伤了肺部吐了血，森铁处安排他在此守大桥，桥头有三间看桥用的小草房，我家就搬到了这里，和另外两户人家组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社会。上学要走十里路到林场小学，没办法，父母便把我寄托在老乡家里，一周回家一趟。
我们的校舍虽然都是木刻楞的房子，但一下子认识那么多的新同学，还有生动活跃的校园气氛，已经让我高兴得不已了。我们的班主任兰孝忠老师很有才气，不但教我们文化课，有时还拉着手风琴教我们唱歌。兰老师说我聪明，让我当学习委员。受母亲的影响我还会画画，经常给同学们画花鸟和小动物，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我。由于我的家远，教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很照顾，有时赶上不好的天气，放学时兰老师说：我们同学谁愿意送杨绍莲同学回家！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站起来举手，然后教师就找几个较大的同学送我回家，一路有说有笑，到我家饭也不吃，就一溜烟地就跑了回去，那情景，每当我想起来，都令我感动不已。
那时正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省里派来的工作队给密林深处的林场带来莫大的生机,他们经常组织一些演出会，给我们唱歌,也让我们上台演出。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是我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那时我收获最大的是汉语拚音学得好，这也为我后来的自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因为地主成分，不让他守大桥了，我家搬到一个新建的营林村去了，一共有50户人家，是从附近两个林场调来的。我家周围有了邻居，一下子多了很多小伙伴，年龄都和我相差不多，我很高兴。村里没有商店，没有电灯，只有一所小学校是用旧工棚子改的，一至六年级合成了三个班，开始只有一个老师教我们，后来又来了两个，没有课本，只能背诵毛主席语录，唱毛主席语录歌曲。年龄大一些的学生整天地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由于成分不好，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当不上红卫兵和红小兵。我们整天跟在贫下中农子弟身后，争取政治表现好，担惊受怕地不知哪一天把父亲揪出来斗争一顿。父亲和母亲根本不敢想象自己的孩子将来的命运是怎样的。就这样三年过去了。1969年的深秋，我14岁，刚读完小学五年级。那时的小学实行五年制，中的学两年，高中两年。我们住的地方只能读小学，六年级就要到十里外的林场去了。每天早上五点多就得步行上学去，中午要带饭。夏天天长还好就，冬天就要披星戴月，和老工人一样早出晚归。所以很多家庭人口多的学生，尤其是女孩子都因为照顾不了家而辍学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家有十口人，父亲怕自己的地主成分让姐姐在社会上受欺负，年仅十八岁就给她找了一个成分好的婆家嫁出去了。姐姐走了，由于缺乏计划生育的观念，母亲又给我们生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十四岁的我成了父母唯一的帮手，用一句恰当的话形容，就好象“一下子掉进苦海里了”。看着别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去在自己当年上学的路上，心里也不是个滋味。记得当时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兰老师还特意让人到我家找我回学校上学。他说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不上学太可惜了。母亲说：“如果你愿去，就去吧！”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我知道，如果我去上学，我们这个家的生活就很难维持。因为那时正在批资本主义，不让个人家种地，父亲由于地主成分，每月少开10元的工资，母亲要到生产队去挣工分，秋天才能分到秋菜吃。否则，想花钱买都买不到。所以，我只能在家里扮演母亲的角色，照顾六个弟妹的吃喝拉撒，还有鸡、鸭、鹅、狗。替出母亲去生产队上班。到了我十六岁时，我就能替母亲上班了。我美好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样的岁月中渡过的。
1972年，我参加工作了，能和我的父辈们一起劳动，我很高兴。不久，我们所属的林场分来了一大批上山知识青年，我们也被集中到一起成立了青年队。他们都是林业局机关的子弟，大都是高中毕业生。上山干活时，他们兜子里除了装吃的,还有一些书和本子,一到休息时间,他们有读书的，有讲故事的，还有唱歌写日记，文化生活十分丰富。晚上开会，他们读报发言，各各都呱呱叫。就是说说笑笑，也比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有品味。和他们相比，我才发现自己的卑微和渺小。那年的秋天,林场把我们分回了营林段，又回到了父辈们的身边。临回家时，我到林场商店买了一个字典、一只口琴和两个减价的笔记本，便开始了我自学的生涯。我从读小说开始，边读边查字典，边写日记，后来我又接触到《诗刊》、《人民音乐》、《中国青年》等刊物，对我的人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75年，开始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不敢妄想；1978国家恢复高考,我望尘莫及。在此后的日子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展，我家由地主成分改为工人成分，多年压在我们头上的政治帽子被摘下去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后来大批知青相继返城，小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他们给我带来的启发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从心里面感谢他们。由于我不断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戏剧性地成为一名青年代课教师。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几代林区人的命运。当时由于受文革的影响，林区教育师资严重缺乏，代课教师成为了教育战线主要的力量。尤其是在林场，初中毕业的可以教小学，高中毕业的可以教中学，像美术音乐等艺术学科,只能从我们这些有特殊爱好的青年人中选拔了。我谈不上是人才，但却是我的艺术天赋成就了我的命运。八十年代中期，国家为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开办了各类成人高考和自考科目，我们这一茬人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考试的方法完成了学业达标。就我本人来讲，先后参加两次大专函授，一次在86年至89年学习美术，一次是在90至94年学习汉语言文学。当时我们都在30左右岁，正是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时候，孩子正需要人照顾，尤其是我们这些代课女教师，除了肩负着工作和家庭双重担子，还要争取利用一切时间坚持自学。其难度可想而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要比我们幸运多了，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出生独生子，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生活和受教育的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就拿我家姊妹八个的子女，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都在大城市发展。
教育的发展要依托经济的发展，我们伊春林区，素有红松故乡之称，建国以来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木材，为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伊春的木材曾源源不断地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可林区的子弟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林业资源由于超量采伐，逐步陷入资源和经济双重危困之中。伊春人在承受改革阵痛的同时也迎来了二次创业的机遇。伊春市政府大力号召发展地方产业和多种经营生产，并千方百计引导林区群众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度过了产业转型的困难时期。如今，林区多种经营的产业链条已经形成，先进的林产品加工产业带动地方经济和遍地开花的自营经济已形成三足鼎立的蓬勃景象。加之国家对林区天然林保护政策的实施，推动林区城市化建设的发展，大大开拓了劳动力市场，解决了人们的就业问题。很多在外地打工多年的工人，也回家安居乐业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伊春人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以对国家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放弃了地方的利益，做出了停伐红松的决定，从而使面临濒危的红松树种得到了休养生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绿色的伊春，在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城市方面，同样走在全国的前列，几年不到伊春，已看不到原来的面貌了。就拿我们朗乡局来说吧，改革开放前期的的重点单位贮木场、木材加工厂已被龙乡板业集团、翠花集团所代替；原来拥窄的小火车道已变成四通八达的通乡公路；山城人民生产生活用电早已和国电联网，告别了以高代价燃煤送电的历史；往日无尽的荒滩野谷，如今已成为一处处人们休闲旅游的圣地；在低矮的棚户区的废墟上，崛起座座高楼，铺翠叠锦，每当夜晚来临，霓虹闪烁，灯光祥和，沉寂千年的大山和走出困惑的山里人一道，尽享着现代化社会优越生活。，打旅游品牌之举，扬文明城市之名，正成为林区人新的战备目标；
更让人欣喜不已的是我们的教育，早在几年前，党委和林业局为了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发展，集中优势办教育，取消了山上中、小学校。给每个孩子每月发150元的补贴，使山上的孩子都享受到一流的教育和一流的教学环境，充分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办学理念；为了能让林业子弟都能得到更多的就业发展机会，林业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跨省跨地区的联合办学，为职业高中的学生每年补助1500元的生活费，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从去年起，国家免除了中小学的书费及学杂费，减轻的广大家长的负担；在近几年的时间里，林业局先后投资——元，对全局七所中小学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整修。而且电脑大屏幕教学已经进入班级，今年林业局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教师，文凭底限为本科学历，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得益于国家天保工程的实施。
回首往事，勇敢正直的林区人满怀着对党和社会主义无限的忠诚，共同走过了艰难的创业岁月。尽管我们饱尝辛酸苦涩，但我们无怨无悔。人生的寒冬终能被党的阳光雨露所溶化。喜看今日，勤劳智慧的林区人靠科学技术从往日贫穷愚昧的生活中走出，靠党的惠民政策致富生财，新的生活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又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用心体会这一切，我们感到的是一种温暖，一种春意，我们从心底由衷的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改革开放的惠民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
200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