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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父亲”演讲稿11981年12月5日这一天，我们最亲爱的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我脑子似乎还是父亲的身影，似乎世界还是父亲的踪迹。往事，如电影似地一幕幕，随着我的思绪，随着我那从小到大的足迹，慢慢地一点点呈现在眼前……
小时候，父亲是很疼爱我们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会读书写字，很少问及家中琐事。母亲对他说，眯眯读书不用功，这次考试语文数学加起来只有70多分。还有，她上课老是打盹，有次睡着了竟跌到桌子底下去了，这可怎么好，你是父亲，你得管一管啊！父亲说，这是真的吗？我的眯眯会这样吗？呵呵……呵呵……他一边呵呵，一边回到自己的书房看书去了。而我呢，虽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但调皮捣蛋却是一等。母亲工作很忙，晚上常常做夜班，我趁此机会召集一大批小孩到家里来跳舞唱歌，躲猫猫，声音响得整幢楼都能听见。有几次闹得实在不象样了，保姆朱阿姨出来干涉：你爸爸在房间里做学问哩，声音轻一点，你们真不懂事啊！事后朱阿姨对旁人说，我真佩服杨校长，孩子那么吵，他也不出来说几句，只顾自己看书。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书就是他的生命，只要一钻进书的海洋，哪怕外面吵翻天他都充耳不闻。父亲的确很少管教我们，也许他认为这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他认为偶尔几次考得不好或是调皮捣蛋并不要紧，他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总是报以呵呵一笑。而我们，就是在父亲这种宽厚、信任、尊重、理解和呵呵的笑声中长大了。
文革前，每年春节家里都要开办小小联欢会，由几个姐姐操办。当时不知是谁出了主意，要创办一个《半夜鸡叫》的节目，由父亲主演周扒皮，父亲欣然应许。为了这个节目，他还准备了好一会儿，穿着一件长大褂，梳着一个小分头，看上去还真有点像周扒皮呢！节目开始了，大家把饭桌当作鸡窝，要父亲钻进去声学几鸡叫，当父亲将头钻进去“喔喔”叫了两声的时候，弟弟拿着一根鸡毛弹子，轻轻拍打父亲的屁股：“我让你偷鸡！我让你偷鸡！”看着父亲那滑稽样，大家不禁笑得前仰后倒。
由于我家住在一楼，比较潮湿，厨房和卫生间经常有蜒蚰进出。我最讨厌这种东西了，粘嗒嗒、滑溜溜的，经它们爬过地方都会出现一条亮晶晶的痕迹，别提有多恶心。为了清除这些可恨的“粘嗒嗒”，我和弟弟经常半夜三更爬起来，往蜒蚰身上洒盐，再把它扔到下水道里去。这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生活小常识，但父亲却不知道。那天吃完早饭，父亲郑重向全家人宣布，他昨晚上发现一个重大秘密！他神秘兮兮地走进自己的书房，拿出一个信封，然后朝空中晃晃说：秘密在信封里！当我们争先恐后想看看信封里到底是什么的时候，父亲突然大惊小怪地叫起来：不得了啦，昨晚明明放进去两条，怎么只剩一条了？再仔细一看，哈哈，原来父亲放在信封里的是蜒蚰。蜒蚰是活的，信封的口子没有封，它当然逃走了。我们又开始笑，几个姐姐笑得蹲在地上，而父亲很尴尬地站在旁边喃喃自语：“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好像书上没有看到过的呀！”大家仍是笑，笑我们亲爱的父亲大概是太忙了，或是书看得太多了，对一些生活上的小常识反而显得“麻木不仁”。父亲啊父亲，此时的他已经不是父亲，也不再是“读书人”，而像一个老小孩一样与全家人开怀地笑着，闹着，在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二代人的距离，只有欢乐与开心。
父亲爱看书，偶尔也会和我们玩玩，但他最大的特点还是在于聆听他人说话。父亲是很喜欢听别人说话的，尤其是家里人说话，他特别喜欢听。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只是听，不插嘴，也不评论，听到最后一句他会重复一遍，意思是刚才那话讲得太快了，他没听清，让说话的人把那个话题从头到尾再重复一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到他的晚年，也让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吃尽了“苦头”。于是我就想办法“作弄”这个老爹爹，重复时有意把话题缩短，或是把几个关键词连一下再复述给他听。必竟是高智商的父亲，没几次就意识到我在糊弄他，嘿嘿一笑，用手点点我的脑壳：“小小年纪，花头倒是不少啊！”
父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事都喜欢叫母亲。他明明知道母亲身体不好，长期病休在家，但他还是喜欢叫，喜欢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母亲。“阿英，衣服上扣子掉了，给我缝一下。”“阿英，我的书呢，刚才还放在这里的，怎么一下子没有了？”“阿英，今天有什么小菜，有黄鱼鲞吗？”母亲有时有点不耐烦，挥挥手说：“你不是生了五条虫吗，怎么老是阿英阿英的”。但父亲从不叫子女做事，就是叫母亲。每天的每天，不知要叫多少声多少遍。母亲虽然嘴里显得不耐烦，但心里还是尽想着父亲，按现代社会的话来说，是名符其实的“二传手”：“老二，去菜场看看，你爸爸要吃黄鱼鲞”“眯眯，你爸爸衣服上的扣子掉了，去缝一下”“老大，你是否动过你爸爸的书了？快点拿回来，他要看的”。父亲和母亲，这对长达四十年的患难夫妻，相濡以沫，互尊互爱，凡事总为对方着想，他们所有的情感，都体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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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细节中的点点滴滴，为我们小辈做出了典范。但是，这种欢乐的家庭气氛马上就被无情地扼杀，十年动乱开始了。毫无准备的父亲，一下子陷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之中。在杭大万人声讨大会上，他被逼着一遍又一遍地“检讨”自己所谓的“罪行”。莫名其妙的罪名，人格上的屈辱，又哪里是几行字能够写清？父亲本来就不太爱说话，这时更是寡言，每天都是机械地被那些造反派拎来拎去，一会游街，一会开批斗会，一会被勒令到草地上除草，还要应付大量来访人员的调查。父亲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着，不知这水深火热的日子啥时是个尽头。他开始大幅度地上交党费，几乎把全有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不是神仙，不是圣人，尚无力澄清那些强加于他的毋须有罪名，但他坚信自己的党总有还他清白的一天，他要亲眼看着这场戏如何“收场”。
四人帮垮台之后，父亲出现少有的激动，但等待他的，却是漫长的待分配。这期间，我由于自己所在的工厂生产不正常，便请了一个月的事假，陪同父亲赴北京治眼疾。可以说，这一个月使我真正认识和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北京的十一月，已进入隆冬。我们父女俩被安排在人民日报招待所住宿。这也是父亲再三对姜德明、田钟洛两位老师的嘱托：“以简单、不添麻烦为好。”招待所的环境不错，但吃喝拉撒全要自己动手。天天吃馆子显然是不行的，报社同志为我办了通行证，这样就可以天天到报社的食堂搭伙，父亲腿脚不便，每天的饭菜均由我负责从食堂打来。刚开始，我们不懂，没几天就把老师们给的饭票吃光了，后来经人提醒，方知北京大米与杂粮是搭配供给的。实在没法，我就改吃窝窝头等，米饭就在附近馆子里专门给父亲买。这事我一直没敢跟父亲说，怕他知道了也和我一样吃窝窝头。记得有一次我跟父亲聊起招待所的热水不够用，他就坚持晚上不用热水洗脚，以至后来生了几个大冻疮，痛得他呲牙咧嘴。后来也是我自己拎着热水瓶到报社水房打水，这个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一惯在吃方面极为挑剔的父亲，这时表现得相当自律，买什么吃什么，不提任何要求，有时实在嘴馋，便与我到馆子里大吃一顿；在生活上，他什么事都坚持自己做，如果是因眼睛不好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就硬挺着吃苦也不愿去麻烦别人。
姜德明、田钟洛、吴培华、徐刚等几位老师几乎天天来，不停地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比如交通问题，只要父亲提出，他们会天天派车接送。可是父亲一再表明对这样的条件已经相当满意了，女儿就是他的手和脚，有女儿在便不再麻烦报社。“女儿就是他的手和脚”这句话他对别人不知说了多少次，对我也说了不知多少次（因为当时我老想“请假”，到北京各处玩玩，但父亲说，你是我的手和脚啊，一个人能离开自己的手和脚吗）。尽管如此，报社的同志还是给我们送来了报纸、信纸、信封等等，对于这种精神食粮，我们当然毫不推托地立马收下了。
出门在外，父亲对我的管教极严，这与在家时对我的缺点错误报以呵呵一笑的风格完全不同。由于每天来往的客人众多，父亲对我制定了几条必须遵守的规矩：一是每位客人来之前父亲会对我作一个详尽的介绍，包括人名、年龄、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又是干什么的。特别是称呼，比父亲年龄大的称伯伯，反之称叔叔，让我千万不要弄错了；二是大人说话不要乱插嘴，乱发表意见。当时正值四人帮垮台、人民日报大整顿时期，各方面来找父亲的人很多，而且说什么的都有，一句话或对或错，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
客观上看，父亲是十分理性和豁达的，对每一位来访客人，不论其当时是红透了的还是落魄了的，都是一视同仁。他总是先问对方文革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然后再说说自己目前的状况。他对自己这十年动乱所遭受的非人折磨总是报之一笑，轻轻地一笔带过：“所幸没受皮肉之苦，在‘五七’干校赶了几年麻雀。”他总是鼓励人们朝前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关键是现在我们还能干些什么。而在他自己内心，那种渗透到血液里的无奈和痛苦，是一般人难以觉察的。也许他始终未和任何人谈起，但我还是能细微地感悟和体察到，因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返回杭州之后，父亲似乎“进步”了许多，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懂得了一些礼节，比如吃饭时给客人拣拣菜等。他总是对我说，北京的朋友太热情了，不知该怎样报答。我问他，你哪来这么多朋友？他们为什么对你这么好？父亲淡淡地一笑说：“因为我从不整人。”从不整人，就这么平平常常的四个字，在那个特殊的无法理喻的年代，竟是如此可贵！
1979年1月，父亲恢复了党内外一切职务。正当他想为党为人民再多做一些工作时，一场车祸突然降临。当时我正在桐乡卜院丝厂上班，一份加急电报将我召回。在医院，我看见自己父亲的脸被撞得变形，眼睛肿得眯成了一条线，额头上一个大口子隐隐约约还在流血，据医生说是缝了好多针。见我来了，父亲挣扎着想坐起来，但他始终没能坐起来，只得躺在床上粗粗地喘气。为了让父亲尽快恢复健康，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二十四小时轮班陪护。最令我感动的是，省文化局的同志们也是二十四小时轮班陪护，白天全是女同志，晚上全是男同志，而且年纪都非常轻。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叫芳芳，我问她文化局这样组织大批人员陪护，会不会影响工作？她说怎么会呢，我们是抢着报名，而且全是自愿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父亲是个好人。
父亲对组织上这种安排显得很不适应。他一生最怕的就是麻烦别人，只要看见有文化局的同志在，就催促他们快去休息。但这一次并不由他说了算，自愿参加陪护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有些是带着书、纸和笔来的，一有空就把书掂在腿上写着什么。他们很少主动与父亲交谈，怕影响他休息。但父亲对每一个来陪护的同志都要问上几句：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的，有什么困难没有，等等。
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父亲就坚决要求出院。一出院，他就全力以赴投入工作。按照他的级别，房子、车子、电话等一步到位。电话是公家给安装的，我们都欲欲而试，因为当时电话尚未普及，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能享受这种待遇。一向温顺、不管家事的父亲忽然变成电话监管员，三翻五次下令不准家人打电话，谁打，他就狠狠地批评谁。还有小车，他自己一般是不坐的，几乎天天步行上班。理由是上班那么近，坐什么车，给公家省点汽油费。有次小车司机看见我丈夫，死拖活拖活把他拖上去，可不到一分钟，又被父亲赶了下来，“下去！你有什么资格坐小车”？！再就是电影票。按照父亲的级别，每周可观看一次内部电影，由公车接送，可他眼睛不好，一般是不去的，但也不让别人去，每次都是把票扯了丢在纸篓里。我调回杭州之后，开始缠着父亲耍赖皮，一定要他弄张电影票让我看看。后来听说这省委大院的家属都在看内部电影，他也往后退了一步，与我们约法三章：电影可以看，但要坐公交车去，不准坐公家的车子。
这些看似平平常常的琐事对我的一生触动很大，以至过了这么多年，仍是记忆犹新。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永远是一颗小小的卒子，他和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自己的七情六欲，会读书写字，会唱歌会做游戏，即使是身处逆境，他也是呵呵一笑轻轻带过，在他的身上，永远洋溢着乐观和自信。因此，这么多年来，无论地域怎么变，工作怎么变，我都没有忘记我是父亲的女儿，都没有忘记怎样象自己的父亲一样去工作，去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