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专业发展需要自下而上的觉醒
常作印
教师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重要职业，甚至是一个冒险和危险的职业，因为伟人和罪犯都可能在教师手中诞生，关系着家庭的幸福和民族的未来。在教师手中，如果把天才培养成庸才，则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的犯罪。
如果从现代教学形式——班级授课制的建立、教师开始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算起，教师专业化已经走过了300多年的历史。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化成为一种强劲的思想浪潮，并极大地推动了许多国家教师教育新理念和新制度的建立。现在，教师专业化已经成为促进教师教育发展和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成功策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出生率下降而对教师需求量的降低，由于经济原因教师培养机构成为政府削减公共开支的对象，以及公众对教育质量的不满引发对教师教育的批评，提高教师“质”的要求取代了对“量”的急需，对教师素质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出《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对教师专业化作出了明确说明，提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
日本早在1971年就在中央教育审议会通过的《关于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调整的基本措施》中指出，“教师职业本来就需要极高的专门性"，强调应当确认、加强教师的专业化。在英国，随着教师聘任制和教师证书制度的实施，教师专业化进程不断加快，80年代末建立了旨在促进教师专业化的校本培训模式，1998年教育与就业部颁布了新的教师教育专业性认可标准“教师教育课程要求”。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分别从80年代后期开始加大教师专业化教育制度的改革，教师专业化的观念成为社会的共识。
1989－199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师及教师专业化改革的研究报告，如《教师培训》、《学校质量》、《今日之教师》、《教师质量》等。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45届国际教育大会提出，“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整体政策中，专业化是最有前途的中长期策略”。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社会对教师工作质量和效益的要求空前提高。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以教师专业化为核心的教师教育的改革，已成为世界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
虽然我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教师职业展开过讨论，当时有一种很鲜明的观点，“教师不单是一种职业，且是一种专业，……性质与医生、律师、工程师相类似”。但至今，对教师是不可替代的专门职业仍未形成共识。直到目前，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忽视教师是一个专业的国家之一；我国教师也是世界上缺少专业发展意识的群体之一。当前还有不少人（包括我们教师）认为教师职业有一定的替代性，或者起码只能处于一个准专业的水平，误认为只要有一定的学科知识就能当教师。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那场政府改革中，有不少的地方政府把裁减下来的人员分流到学校去当教师。
在不少人的思维里，还把教师定位为一个像春蚕似蜡烛的奉献职业。我们每一届推选出来的各级优秀教师可见一斑，他们的优秀事迹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有家不回，有病不看，有孩子不管，有父母不要。我们在教育理念上甚至提出“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为了一切孩子”这样极端的口号，而恰恰忽视了教师这个专业群体最需要发展起来。没有教师的觉醒和专业发展，任何教育改革的结局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许多教师退休那一年的教学水平往往和他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水平差不多，几十年来几乎在自己的专业上没有什么发展。甚至出现了越教越“矮”的局面：教高中的教师，最后只剩高中水平；教初中的教师，最后只升初中水平；教小学的教师最后只剩小学水平。一项调查显示：如果离开了教学参考书，有８０％的教师写不好教案、上不好课；离开了课堂同步练习，有８５％的教师出不好练习题；离开了标准化试题，有９０％的教师命不好试题；离开了统编教材，有９５％的教师不知道怎样给学生上课。这就是中国教师专业素质的现实，社会又怎么会对我们这个群体满意呢？
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寄希望于教育体制的改变，却认识不到自身的力量，我们中国教师身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一种“青天情结”。 我们常常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教育不满，但这种不满，却并没有转化为改革的动力，我们看到的情形是，随着上大学的比例大幅度上扬，升学竞争反而显得更为残酷，甚至从高中弥漫到了小学。作为身肩重任的教育者，我们这个群体也是受害者（不乏受益者），超负荷的工作，缺乏乐趣的备课，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加入到这个行业开始，就变得怨声载道，牢骚满腹。而政府为改变应试教育所作的一切努力，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付诸流水。——令人奇怪的是，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讲，教师这个群体，既是应试教育的坚决反对者，又是应试教育的中流砥柱，甚至是历次教育改革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国教育，就在这种缺乏建设性的牢骚与惰性中一点一点地走上了不归路。于是，教育改革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进入了一种囚徒困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任何改革，都需要自下而上的觉醒和成熟的专业化群体。古今中外的每一次历史改革，几乎都首先是从民间开始的，走得是自下而上继而自上而下的路线。比如我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就是从安徽的几个农民开始的，然后是自上而下的全国推行。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唤醒教师，只有教师自下而上的专业觉醒，来一场自我解放运动，我们的教育改革才有希望。这就是
对教师而言，我们也完全可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专业生活。我们应时常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是否看到教师职业能给人带来的内在尊严？”“我的专业劳动质量是否已达到了因创造而获得内在尊严与欢乐的水平？”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必将唤起我们作为职业主体的意识，重建自己的教师专业意识和专业行为，使自己成为自觉创造教师专业生命和专业内在尊严的主体，享受因过程本身而带来的自身生命力焕发的欢乐。
总之，教师专业发展关键靠我们这个群体自己。正如《国际歌》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要草根行动起来，春天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