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到西方海洋文明中心论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的文明形态长期受制于陆地农耕文明的理论框架。通过对考古学、历史学对连云港城市文明“物质遗存”的考查，证实了本土海洋文明的历史存在；而通过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对连云港城市文明“精神遗存”的透视，则进一步澄明了连云港海洋文明形态的客观存在。在如此双重视野中对连云港海洋文明进行阐释，可以更为客观全面地了解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民族文明形态的发生和发展。
关键词：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海洋文明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科资助项目：“海洋文化与连云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淮海工学院人文社科资助项目：“文化城市构建研究与连云港城市发展”
一般而言，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因为重视挖掘文明形态的“物质遗存”而成为文明形态考察的基本视角。但是，考古学最大的缺憾在于过分重视人类文明中的“物质遗存”而忽视了文明精神结构。而在文明发展过程中，文明的物质属性往往会随着时空更替而消减、转化，文明的精神属性则往往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更为长久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换言之，全面而科学地澄明连云港海洋文明形态，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关注“物质遗存”的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视角。
为此，我们还需要从文明精神结构生产的角度上加以关注。而连云港区域文明形态中保存着极其丰富的海洋神话，以及以此为主题或者与之紧密相关的著名文学作品，这正是本文以历史考古学和文学神话的双重视角，对连云港海洋文明加以全面理论阐释的学理性依据。
一
按照意大利著名思想家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的观点，事物的起源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对于连云港海洋文明历史源流的追溯首先需要从连云港这座城市的乳名开始，因为以“连云港”作为城市之名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还原连云港城市究竟是否以及如何具有海洋文明本质特征，仅仅通过后来的命名显然不够。一个城市文明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惊人的家族遗传类似性，当一个人步入中年而回首自己青涩的乳名之时，在时间长河中能够钩沉、捕捞起来的并非仅仅是时光易逝的怀旧和亲切，还有命名人对于生命个体未来人生道路赋予的期望和梦想。同样，对于一个城市文明形态而言，通过回顾其乳名，可以还原未经后来文明喧嚣污染的原始纯洁本质。
一方面，从目前的历史考古资料来看，连云港城市的古称有二：海州和东海。早在古东夷时期，这里的部分陆地还沉睡在海水中，今天的云台山脉和海州古城区等部分地区则成为人类居住的陆地。云台山脉为海中岛屿，又名郁洲岛。这个岛群不仅以江苏境内第一大岛群，还以最高峰——玉女峰为江苏第一高峰被写进了历史。这里曾经是一向习水的东夷民族生活的核心区域，属于徐夷淮夷部落活动之地，因此至今保留下众多的东夷沿海文明遗迹。在今天的云台山发现的藤花落遗址就是当时东夷民族祭祀海神的地方。这是区别海洋文明和陆地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证明了古代这里曾经有过灿烂的东方海洋文明。《史记》云：“立石朐界中，以为秦东门”，自秦朝海州被设置为郡县以来，海州一直作为东部沿海著名的港口城市。古海州也就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停泊港和海上对外交通门户，秦代成为中原地区和海外交流的最便捷通道，汉代的海州可以直接与印度、越南和缅甸等海外国家通航，唐朝海州是一个著名的商业港口城市，《太平广记》记载，海州港口可以停泊大船“十数艘”，装“珍货数百万”，宋朝政府在海州专门建立高丽亭馆，用来满足和高丽国家的海外通商需要。[1]东海与海洋文明的血脉联系最早可以追溯到著名的羽山，羽山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城西北15公里处，历史记载，上古时候，东海地区洪水滔天，尧派鲧去治理洪水，由于方法不当被杀死于羽山脚下。洪水频繁的历史可以从一个侧面证实这个地区多水近海的地理状况。
今天，海州和东海的名称虽然不再涵盖整个城市，但是，两个具有浓重“海味”的名字仍然以海州区和东海县的形式得以继续保留。事实上，人们仍然习惯于从这两个古称来追忆这座海边城市的文明历史，如同沉睡海底的海螺被打捞出来擦拭之后，侧耳倾听，依然清晰传来数千年前呼啸的海风和沧海变桑田的故事。
另一方面，被保留至今的这座城市乳名都延续着海洋文明的基本症候。海州区境内有山名曰孔望山，其命名来自中国圣人孔子在此登山望海的典故。2500多年前，这里属于郯地界。《左传》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即公元前525年的秋天，郯国的郯子到鲁国的国都朝见，一向倡导不耻下问的孔子就亲自来到郯国，向郯子请教关于官制方面的学问，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孔子问官于郯”的典故。求学之余，孔子不忘登山远眺大海，此山遂命名孔望山。至今海州孔望山上尚存有“问官台”之处，另在山顶塑起“孔子望海”雕像以作纪念。《论语》中也有记载：孔子曾认为此地东夷有“仁贵之化”，注重礼仪。所以，他要带弟子子路到东夷居住。明代海州刺史张峰在考证孔望山的由来时说：“孔子问官于郯子，曾经登山望海，世传其崇山峻岭为孔望山。”作为中国陆地农耕文明文化符号之一的孔子和他的儒家礼教学说，就这样在古城海州与浩荡飘渺的海洋文明建立了姻缘。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都曾认为，语言是“世界之家”，是世界存在的本体。在这个意义上，连云港海洋文明的存在无疑从一开始就被其乳名决定着。
当然，在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的视野中，连云港与海洋文明之间构建起血脉纽带联系并不仅仅是一个乳名的问题，其中更著名的历史事件则是徐福东渡。
据《史记》记载，徐福是秦朝时期齐地琅琊人。经过考古学家研究，战国时期赣榆县属于齐地，在秦朝时期正好属于琅琊郡。虽然对于徐福究竟属于何方人士的观点尚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连云港赣榆县徐福村就是徐福的故乡。清代的《赣榆县志》和徐福村村民收藏的家谱中，都保留着徐福村、徐福社、徐福河等文字记载，在徐福村周围出土的板瓦碎片，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认定为汉代的布纹板瓦。这说明在2000年前的汉代，这个至今以海洋养殖为经济发展重心的县城就已有了相当灿烂的文明。赣榆县城中心曾经专门雕塑了一座徐福像，徐福手持航海图，镇定自若，面向前方，把人们的记忆重新带回到那个遥远的海洋文明时代。
在历史学、考古学家看来，秦始皇醉心于获得长生不老之药，遂派遣方士徐福入海去仙山寻找宝药。徐福携带童男童女数千人，以及谷物种子、工匠技师，乘船入海漂泊数年始归，回来推脱海上遭遇鲛鱼寻药未果，要求秦始皇派遣射手随船护航，此后徐福带着庞大的船队寻找长生不老仙药一去不回，在海外“平原广泽”之处停留并居住下来，并建立自己的国家。民间流传甚为久远的说法，徐福建立的海外国家就是今天的日本，因此徐福就是今天日本人的祖先。有历史学家考证说，徐福从琅琊出海后，先到达了朝鲜半岛，之后在日本九州岛的佐贺登陆，后越过四国岛，在本州岛停住了多年，之后到达了伊势湾腹地，并在那里开垦土地，繁衍生息。徐福到达日本之后，把中国先进的耕种方式、百工技术与习俗文化等带到了那里，使日本很快由新石器时代跃入铜铁器时代，水稻、蚕桑、药物等种植得到了推广，促进了日本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便是证明。直到今天，在日本许多地方，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以感激徐福给日本带去的先进文明。1991年，日本在佐贺县诸富町建立了一座“徐福之路”公园。每年秋季，佐贺县人民都要向供奉在“金主神社”中的徐福敬献“初穗”。每隔50年，都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祭典活动。在日本学界，也一直有历史学家把徐福看做是日本建国史上著名的神武天皇。有学者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余处，登陆点20余处，传说故事30余个。这些遗迹与传说虽不全是真实的，但也与史实有所关联。
从航海路程上说，徐福东渡显然无法与中国的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相比，但是，如果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远航时间上看，徐福算得上中国一位著名的航海家了。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大都津津乐道郑和远航的壮举，而对于徐福的远洋航行讳莫如深，其中固然有民族文化情绪以及考证质疑上的问题，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农耕文明的伦理教化制度在汉代取得了完全统治地位之后，人们以农耕文明道德标准来看徐福，发现其身上缺少中国人引以为豪的诚实踏实的作风，遂羞于启齿，但是，这恰恰成为我们早期的海洋文明被农耕文明严重遮蔽的有力证据，好在今天这个城市已经和日本合作开办了徐福文化研究中心，这对于复兴徐福东渡的海洋文明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二
马克思在1854年《纽约每日论坛报》中阐释文学艺术对于揭示社会结构本质的真理意义，他说，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起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界一般比较普遍地认为，《西
游记》和《镜花缘》中大量的关于神奇浪漫的海外列国景观叙事，无疑在叙述一个关于海洋文明的故事，而这两部书作者与连云港又有着血脉的纽带联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属于淮安府人，而明朝时期的海州地区隶属于淮安府管辖，而吴承恩曾经在古海州居住过，并且多次登上云台山脉，可见他对当时海州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当熟悉。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自19岁就来到连云港以后，数十年居住在本地，如果从现实生活世界是一切文学作品创作源泉的角度而言，
这就使得通过上述两部神话文学叙事作品，发现连云港海洋文明获得了合法性的逻辑起点。具体而言，可以至少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文学作品的叙事内容而言，《西游记》中开篇就以神奇浪漫的笔墨对东海神州进行了叙事：“东盛神州，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名山，唤为花果山”，而此后对于孙悟空大闹海龙王的叙事，则更为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浪漫的海洋文明，尤其是对于海洋文明的精神象征的龙王的叙事，则达到了海洋文明叙事的顶峰。早在距今7000年先民们就已经十分崇拜原始龙的图腾，《说文》释“龙”：“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山海经》里记载有“烛龙”、“烛阴”的形象：“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
小说《西游记》对于龙的叙事，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形象对人的深远影响有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也与作家创作对象客观上具有海洋文明特性紧密相关。而据学者考证，当时海州境内的云台山上还有海外的孤岛，围亘二百余里，被称为海内四大灵山。“海上秋冬之候，草凋木落，独此山居翠微间，延裹数里，皆茂林修竹，四时长青。”这和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是完全吻合的。而《镜花缘》对于秀才唐敖和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出海游历各国的叙事，则至少可以说明，作者长期生活在与农耕文明有很大差异的海洋文明区域，证明了连云港海洋文明的真实存在；另外，一直到作者生活的清代，连云港地区还保留着海洋文明传统。
其次，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观念而言，无论《西游记》还是《镜花缘》都体现了海洋文明的审美价值趋向和追求。相对于内陆黄土文明保守内敛精神而言，海洋文明更具有开拓进取、坚韧冒险的精神。而上述两部著作则鲜明地彰显着这种价值追求。对此，学界如此认为：《西游记》、《镜花缘》充分展现了古代连云港人对海洋的认识和宽阔的眼界。《西游记》中写孙悟空出海拜师学艺，显示了古连云港人意气昂扬的时代精神和与宏伟气度。它大闹龙宫，取定海神针“如意金箍棒”，请龙王帮忙也总是颐指气使的情节，正是滨海人们渴望战胜海洋、乘风破浪的自信心的体现。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几乎以一半的篇幅描写秀才唐敖、商人林之洋和船老大多九公等人三次海上旅游的经历，其想象之浪漫神奇，真可谓天马行空，五光十色。[2]这和内陆文明的审美价值取向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连云港城市在内的中国沿海城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长期受制于农耕文明、农牧文明的影响，从而与海洋文明有着天然的鸿沟。因此，在沿海城市形象定位上，长期以来一直钻不出黄土地厚重坚实的农耕、农牧文明硬壳。而传统农耕文明是以强调脚踏实地、务实本分、严谨规矩为基本特征的，由此延伸出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保守闭塞、重义轻利等文化特性。与之相反，海洋文明更强调对世界的扩展性和挑战性，突出流通贸易的功能，由此延伸出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开放包容、重商重利等文化特性。此前连云港城市长期在农耕文明的框架内发展，这不仅严重抹煞了此前灿烂的海洋城市文明本质，而且，把神奇浪漫的海洋城市形象引入到一个干旱焦枯的误区。能否早日走出这个误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城市早期海洋文明本质特征的还原能否实现。幸运的是，在恢复城市海洋文明的思想萌芽下，人们开始沿着小说《西游记》《镜花缘》描写对象以及浪漫风格，寻找海洋退潮之后露出水面的斑斑遗迹，越来越发现这座城市与浪漫的大海之间具有更多的血脉联系性，更加认同上述神话文学的浪漫主义特征除了带有作家自身风格、艺术虚构的天然属性之外，还与叙事对象——海洋文明城市的本质属性相关。
当然，连云港海洋文明的发生与发展有别于以掠夺扩张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海洋文明，用赵君尧先生的话说是“对外和平的开放性”。所以，连云港海洋文明并不简单等同于西方的海洋文明，而是体现了中国民族自身的文明基因。连云港海洋文明也不是陆地文明的自然延伸，而是有自己的起源、发展的过程，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二元结构并不能凸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全貌。[3]因此，对于连云港海洋文明历史源流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意义。
注释：
[1]、[2]许思文，王维刚，刘成文：《连云港文化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3]李德元：《质疑主流：对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反思》[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