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时，他已命赴黄泉。作为硕鼠，他因贪婪提前回归尘土，是为罪有应得。他所在的那座小县城，我曾去过多次，在长江边上，虽山清水秀，但尚未脱贫。因工作关系，我曾近距离与他接触，听他缓缓诉说心中的宏愿，大意是，哪怕流血汗，也要把山区公路建设好。

　　我对他印象不错。这是个谦和的人，衣着简朴，待人周到，一个典型的县城官员，不像大城市的公务员那般张扬。数年后，当我听说他被捕，不禁哑然——怎么可能是他?

　　却恰恰是他。

　　那是深冬的一个上午，本埠一家著名楼盘，楼下业主因楼上水管漏水，上楼敲门无应，找来保安帮忙。保安打开房门查看时，发现卫生间里有8个矿泉水纸箱，其中一个破损，露出大量人民币。保安不敢造次，当即报警，警方在现场清点完8箱捆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共计939万元。

　　谁会将巨款撂在尚未装修的家里?他浮出水面……

　　事后查明，他自2001年担任县交通局局长到2007年底，共受贿63次，累计2226万元，每次少则5000元，多则150万元，平均每天1万元出头，可谓“日进万金”，其累计金额竟占这个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搞这么多钱来干啥?他的回答让人意外：“一分钱也没消费过。”不消费，搞钱干什么?他回答：“可能是一种不平衡心理在作怪。”

　　为什么不平衡?回答是：“起初，我也能严格要求自己，但后来看到周围那些并不比我干得好的人，好处比我多得多，就有些心理失衡。我曾经坚持过，但没有坚持到最后。”

　　回答是矛盾的，因为“一分钱也没消费过”是个悖论：一方面，搞钱搞到最后，他已不知自己究竟有多少钱，笑纳钱财成为一种习惯，另一方面，不义钱财主要由他妻子掌管，妻子不敢乱花，只能借别人的名义买房，他竟浑然不觉，以至于审讯中，他说不出钱的去向——来钱太容易，就像心里蒙了猪油，已经感受不到钱带给人的快乐。

　　因此，他的行为也是矛盾的。为保持形象，他行事严谨，不喜交际，在吃喝盛行的小县城里，要想请他吃饭喝酒，基本不可能；他住两居室的简陋宿舍，外间用布帘隔开，既当书房又当客厅，厅里只有一个茶几和一套木沙发，因为工作关系，他有不少出国机会，但每次均以经费紧张等理由推脱，直到2007年才出了一次国，仅仅待了几天便匆匆归来。

　　他的妻子和女儿，生活也没啥改变。妻子虽然一次次帮他数钱，但整天惶恐，自己穿着简朴不说，13岁的女儿整个冬天也只有一件羽绒服。过年时给亲戚孩子发压岁钱，他最多给50元，这让亲戚很失望：“当那么大的官，那么抠!”

　　硕鼠之累，累在心。对此你我难以体会，也无须去体会。

　　深冬，当他听完死刑宣判后，表情平静。难道，他就没有一点忏悔?面对诘问，他回答：“我的忏悔是深刻的——或者说，我心里的痛与累。在更深一个层面。”

　　哪个层面?不妨看看他的足迹。

　　20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一个让无数热血青年改变命运的年代。恢复高考后，这个川东山地的农村学子考入师范，毕业后当过中小学教师。他无任何背景关系，全凭真才实干，一步一步往上走。1992年调入机关后，更加高效勤勉。1998年，他被任命为县交通局副局长，3年后升任局长。为官伊始，他曾严词拒绝了所有行贿：“我有自己的原则!”出身农家，早年的疾苦使他相信“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一个官员的本分。

　　缝隙，从两条领带开始。

　　当时单位为协调关系，购买了一批领带做礼品，送完后还剩两条，善于察言观色的下属建议他拿走。推辞一番后，他接受了。这生平“第一笔灰色收入”，让他断然没料到，深渊的缝隙，已在脚下裂开。

　　真正的堕落是在200 1年的一次招标后。那次招标是正规的，中标者是一支素质过硬的施工队。招标结束后，他去看望施工队，离开时，对方负责人追出来，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有2万元。他严词拒绝。负责人诚恳地说：“我能中这个标，完全是因为你们的公平公正。这个标有4000万元。我拿2万元，是给局里的同志们买点烟酒，这能叫行贿?这叫感情!”

　　一番“肺腑之言”，让他动摇了。他相信这是人际交往的一种真情，但他仍有些忐忑，只能努力说服自己，人家是中标后给的钱，并非事前打点，何况这是给“局里同志们的烟酒钱”。这是他心理上关键性的一次转折。蚁穴入堤，崩溃难免。

　　5年后的一个深夜，行贿人用编织袋装满150万元现金，在县城宾馆后面的公路边与他见面。从寒暄到编织袋放入后备厢，再到他开车离去，只有两三分钟。公路背后的山林松涛起伏，前面，县城灯火璀璨。两个魑魅黑影各自分开，一切神不知鬼不觉——从最初的忐忑到此时的心安理得，他完成了一只硕鼠质变的蜕化。试想，如果不是那根劣质水管在不该爆裂的时间和地点爆裂，以他的年龄(不到50岁)和能力，是否还应继续在关键岗位上，一边“为人民服务”，一边为人民币服务?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最朴素的民间道理，以他的学历和智商，对此早已烂熟于心，可惜未能悟透。

　　当下社会，潮流澎湃，人心不古，再以单纯的道德约束来规范官员的执政行为，显然不太靠谱。做硕鼠，终将身败名裂，即便侥幸逃脱，亦难免心力交瘁，短了寿限——盖因今天的官员，大多文化水平不低，也知道搞贪腐属“不义”，为之内心亦受煎熬。换言之，他们明明知道不能为，却依然前赴后继地糊涂着，个中奥义，非“悟”可以参透——很奇怪是吧?

　　说完“县鼠”，再说一只“城鼠”。认识他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和他都是本埠“文青”一族，相识缘于报刊笔会。他是那类相貌堂堂的青年，个子不高，但眼大眉浓，高挺的鼻梁下，有一对特别能说的薄嘴唇。他能喝酒，喝得豪爽耿直，后来才知他曾在煤井下干过，抡过鹤嘴镐，难怪夏天穿T恤，他手臂上凸起强健的疙瘩肉。

　　文学，是那时青年人热爱之一种；文学，也给一些热爱者带来收益。

　　他因为能写几个字，先是从矿井下调上来，后因字儿越写越有名堂，调入城区主管局。这时，他以写反腐杂文为主，文笔犀利，剑走偏锋。再后来，他又从主管局调入主城税务局。

　　后来，我等一拨“文青”各奔东西，再难相聚。

　　再后来，他不写杂文了。想必，他已完成鲁迅所指的文学“敲门砖”功用，扔了秃笔。再看我等，又有几个还没扔秃笔?

　　从此再无接触。数周前，突然看到本埠媒体报道，才知他锒铛入狱。原来，这些年他利用税务局建房办主任之职，15次收受承包商的“好处费”，总计266万元。他所管理的工程总金额1亿出头。

　　我又一次哑然。应该说，他是一个头脑清醒、思维缜密，对腐败成因、原理、代价和后果烂熟于心的人，咋会走到这一步?

　　翻他当年写的杂文，有这样的文字：“进大酒楼、夜总会，买别墅、玩高尔夫球的工薪族少得可怜。除少数发财的个体户外，就是那些靠公款撑着的隐性大款们……这些隐性大款高消费靠什么?钱权交易!这样的交易，最终会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

　　不幸而言中。不幸而反讽。

　　作为硕鼠，他在身陷铁窗前，就已经明白将付出什么代价，可他为何仍“义无反顾”?网民对他这样评价：“写反腐杂文，他很专业；经营1亿元的工程，才贪200多万就东窗事发，太不专业啦!”

　　我愕然。秀才，真是不堪大用啊，连搞腐败都不专业。其实，以他的正当收入，本已丰衣足食，若继续激扬文字抑或封笔，即便无烈火烹油的快意人生，但肯定无牢狱之灾。

　　故，沦为硕鼠，累亦开始，天地难容。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