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来中法交战，你会为谁而战?”桌子一端，一名戴着贝蕾帽的法国军人提问。“我会选择当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国，有一天我也会背叛法国。”桌子另一端，一名20岁出头的黄皮肤年轻人用流利的法语回答。
站在旁边的张明俊不动声色地笑了。这一幕，和9年前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当时，还是在巴黎诺让征兵站，他忐忑不安地接过报名表，一一填上自己的详细信息。
如今，张明俊已是征兵站的一名中士长，这是华人迄今在外籍兵团中获得的最高职位。
在大多数华人大兵看来，加入外籍兵团，无非是用青春换国籍——只要你年龄在18～40周岁之间，在军团服役满5年，即可优先申请入籍，除此之外，“全扯淡”。
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1992年的“长途旅行”让张明俊刻骨铭心。时方16岁的他，与一群人跟着蛇头，坐火车、转汽车、爬雪山，辗转数个国家，最后到达巴黎。
20世纪90年代，大批温州人被欧洲吸引，开饭馆、做批发生意，等待大赦机会获得居留权。成功人士的传奇频频传回家乡，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
到了巴黎，张明俊才明白，没有居留权，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甚至连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气都是违法的”。
同样来自温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馆刷盘子做大厨。对于工时和工钱，他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仔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空闲时，李厚霖几乎不敢走出温州城一步，那会像“离开水缸的鱼一样失去安全感”。一些温州人甚至留法几十年还不会说法语，他们只需待在温州城就好，在这座半封闭的聚居点内，从一日三餐到办理车险，都能搞定。
这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作为一名典型的温州人，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合法居留权。对于偷渡者而言，李厚霖们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一是等待大赦机会，只要你足够幸运与耐心，并且在这之前还没被警察逮捕——要知道，法国最近两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与199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
除此之外，每个偷渡者很容易得到老乡的经验之谈——加入外籍兵团吧，这是获得法国国籍最便捷的途径。张明俊就是被一个已从外籍兵团退役的老乡说动了心，“不就是混5年的兵么?在和平年代当兵，比当的士司机还安全。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
通过体检的张明俊，发现军队并非“混5年兵”那么简单。
外籍兵团允许你是偷渡客，冲着国籍而来，曾经有过犯罪记录，并慷慨为你提供食宿、保险、每月1043欧元的薪水和每年45天的带薪休假，但绝不允许你在此混日子。从报名者的体能测试开始，外籍兵团的严苛训练与残酷的生存逻辑就发挥出威力。
2800米测试前几天，张明俊患了重感冒。他害怕出局，一个劲儿地灌开水；为了取暖，他每天一早起来便去抱树。在乍暖还凉的4月，树的温度比人的温度要高。宿舍内住着五六十人，始终没人注意到他。有人生病，对其他人来说是好消息。毕竟，从体检到正式签约，成功率平均只有20％。
在近乎晕厥状态下，张明俊冲过了最后的100米。这一关的淘汰率最高，来自台湾的小吴在日记中记录道，绝大部分前来报名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选拔的程序，像当初盲目地随大流偷渡到法国一样，他们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来到军团时，连a到z的法文都不会念，12分钟的轻装跑步，连1600米也跑不到。小吴是中国大兵中的例外，这个此前在台湾拥有自己的it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纯粹为了“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加入了法国外籍兵团。
这场最后的考核让张明俊终生难忘。在最后几百米，他快要瘫软在地时，双臂被两个东欧人架住拖着到达终点。“那一刻，我明白大家已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兄弟了。”张明俊说。
战友间坚固的兄弟情谊是外籍兵团最关键的生存法则，在战场上，能单独赢得一场战争，并活到最后的那是好莱坞大片。培训课上，教官大声告诉台下肤色各异的学员：“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只为身边的兄弟而战。”
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李厚霖最终以高分入选外籍兵团，他选择了离家更近的步军团。而马剑一选择了当军队厨师，期望能在厨房里安然度过五年，然后成为法国人。
被送往步军团当晚，李厚霖们立即受到“新兵期”的洗礼。 “你们有牙刷吗?”长官问。“有!”士兵答。 “有水桶吗?”“有!” “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去拿，用牙刷把厕所、走廊的马赛克给我刷光亮!”
还有给长官烫衣服。第一次给长官烫礼服，李厚霖从晚上10点忙活到凌晨6点。新兵期里，他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告诉自己：“忍!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1995年，李厚霖被派往南斯拉夫，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如此贴近。晚餐是各种昂贵的海鲜和鹅肝，吃完后，每人面前递上一份遗书，内容已用法文打好，只需在空白处填上姓名、亲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即可。
轮船到岸后，一些战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到了战场不久，两个战友自杀了。李厚霖坚持了下来，“我尽量去想四年后的事情，那时，我已经拿到法国国籍，还做起老板了。我会活到那天的。”
厨师马剑一已记不清自己上过哪个战场，他的战场始终是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厨房，每天就是把牛排煎到八九成熟，将薯条过一道沸油，再做一锅汤。他平安熬过了5年，但他并不开心，在兄弟重如山与丛林法则并存的外籍兵团，始终讲不好法语、性格温吞、酒量也不行的他经常受到战友的戏弄。
台湾的小吴是中国大兵中最享受军旅生活的人。他从不把薪水大把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建设自己的网站，向网友介绍外籍兵团、中国人在军队中的生存状态等等，他还申请加入伞军团，渴望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场。
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外籍兵团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无路之人，经历残酷训练后英勇善战，他们对人生没有眷恋，与母国也恩断义绝。“残酷是我们的生存逻辑。”张明俊说，最危险的战场全都由外籍兵团冲锋陷阵。在法国这个所谓讲人权的地方，公众与媒体都不愿看到法国士兵阵亡，曾有7名法国军人在同一场战争中牺牲，整个法国闹翻了天。而外籍兵团不一样，在法国主流观点看来，他们始终是一群外国人。
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与母国恩断义绝”之说，“我执行的任务绝不能危害中国的利益，这是我的底线。自己的国家就像外籍兵团一样没的选择，你既然属于她，就得无条件热爱她!”
你们中国人no.1
5年合同将满时，张明俊选择续签。作为军队中的佼佼者，他续签后即刻被调回征兵站做文官。文官和法国的普通上班族一样，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类似于法国的公务员。现在，我有了老婆、小孩、房子、小车，我和法国人没什么不一样了”。
李厚霖退役时，却放弃了法国国籍。他发现，中国的机会已今非昔比，生活条件也不比法国差，他常常对朋友说：“现在做中国人才有优越感呢!”2007年，他携妻儿回到温州，如今他已是五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回国前，李厚霖在街上偶遇前上司，这名来自东欧的中年人盯着李的奔驰320感慨：“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李厚霖也感慨：“要算成功，也是外籍兵团赐给我的。”
如今，外籍兵团中温州籍大兵的比例已然下降，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不必再“爬雪山”爬往欧洲，他们开始从容、理智地选择留学、投资移民、人才输出。他们不再认为欧洲等同天堂。
厨师马剑一未满5年便申请退役，回到温州。这个中年人一落地温州，立即像找回了身体的一部分。如今，他的生活回到原点，也能喝点儿啤酒了。
时不时地，李厚霖和马剑一回法国走走亲友。战友们坐在一起，有人提起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李厚霖马上反驳，怎么不好了?中国gdp还是两位数增长呢!随即才明白，对方指的“国家”是法国。
台湾士兵小吴，已经失踪了近两年：他与4名战友出海，遇上高达11米的风浪，连人带船被席卷一空……法国警方接到报案后24小时才进行搜救，两天后返回，向外籍兵团报告“失踪”。“失踪”的消息登在了外籍兵团的网站上，法国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但没人愿意身边的战友西去无痕。2004年，来自福建的伞兵李普在非洲执行钻石缉私任务时被击落殉职，战友们在网上为他设立了纪念堂，这个已有近23万访问量的网页上飘落着红色枫叶，每片红叶都会触碰到一行暗红色的字，“永远的蓝盔士兵李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