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祥勇
距10月11日已经过去了三星期，在莫言获诺奖已经由一个新闻事件逐渐转变为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在喜欢凑热闹的人们已经逐渐失去谈论莫言的兴趣的时候，又有好事者爆料说莫言获奖可能和中国山东文化官员贿赂诺奖评委马悦然有关。此等言论，无耻且无聊，不值一驳。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真正想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些，维护
诺奖对更广大的普通人群的影响可能更在于它的巨额奖金，和随之引发的趋之若鹜的追捧和跟风——各大书店莫言作品脱销为证。在瑞典起印1000本的《红土地》、《大蒜民谣》卖了10年都没卖完，开奖之后，全部售光。
诺奖对中国的意义，对急于全方位和世界接轨的中国而言，可能仅仅是终于填补又一项国际空白的快慰和满足。
最后想说的是，对于莫言获奖，其他中国人比
这一点，可以《南方周末》记者朱强对莫言的采访节录为证。
南方周末：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昂首挺胸，从贵族中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莫言：大家应该领会我的潜台词。贝多芬的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是否真实谁也不知道。当年的音乐家要依附爱好音乐的贵妇、国王或者有权势的人，他们需要被供养，否则就饿死了。贝多芬见到国王扬长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脱帽致敬，被认为没有骨气。当年我也觉得歌德软弱可鄙，而贝多芬可钦可敬。就像据说是贝多芬自己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国王有许多个”。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觉得扬眉吐气。科长，局长，成千上万，而我只有一个。我在军队工作时，有一晚上在办公室看书，一位老领导推门进来，说：“噢，没有人。”我立即回应道：“难道我不是人吗？！”这位老领导被我顶得尴尬而退。当时我还暗自得意，以为自己很“贝多芬”，但多年之后，我却感到十分内疚。
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但他的教养，让他跟大多数百姓一样，站在路边脱帽致敬。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礼仪，比如国家的尊严，和许多象征性的东西。英国王子结婚，戴安娜葬礼，万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说路边的观众全都是卑劣、没有骨气吗？你往女皇的马车上扔两个臭鸡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气吗？所以当挑战、蔑视、辱骂权贵没有风险而且会赢得喝彩的时候，这样做其实是说明不了什么的。而跟大多数老百姓一样，尊重世俗礼仪，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