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距县城80多公里，至今只有一条沙石公路的典型的国家级贫困乡，小学的孩子们，每天快到吃饭的时候，500多名孩子在自己租住的房子周围，找一些空旷的场地生火做饭，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近10年。
报道中曾经提到的王享美和王享修的两个孩子，刚刚7岁，也要和其他的大孩子一样生火做饭，而且一天就吃两顿饭，中午都不吃。有的年纪小的就在头一天晚上把第二天早上的都做出来，早上吃冷饭。他们一个星期都吃不到肉。
回家的路程大概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回来的时候还要背着米，拿着柴。
“爸爸妈妈，我长大了，在家听爷爷奶奶的话，你们不用担心我了我长大了，会煮饭了，会煮菜了，希望你早一点来看我一下”。一个7岁的孩子，正应该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健康的成长，但是见爸爸妈妈一面却成了奢望。
扭头看着13岁的女儿，回想到有时晚上因为应酬回家晚了，女儿的电话便会飘然而至，让我美美地享受着被牵挂的感觉。再看被烟熏得直咳嗽的小女孩，以及炒锅里没有一点点荤腥的青菜叶子，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那是我心疼的流泪，为小女孩坚强。
以前老辈人教育我们，往往会提及他们当初求学的艰难：一次带一个星期的干粮，到最后馒头都长毛了，他们把毛毛擦掉后再吃掉，自己做饭的，因为技术不熟练，天长日久冒出的烟把眼睛都熏坏了。可那是在40多年前呀！改革开放30年后，在全国各地都在大发展的今天，居然还有这样的人群。
孩子们租住的地方，七八个孩子在一间10多平米的小屋子里，没有粉刷，没有床，几块砖头支起几个板子就是床，每人一个的木箱子里面装着米、油、盐、菜。床底下放着烧火的柴，他们上学的第一天学的不是课文，而是怎么做饭。
这场景像极了我在1981刚上初中的时候，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30年前。一个大瓦房里住着我们30多个学生（之前都是住在教室里），地上用砖头垒砌一个大通槽，里面铺上麦秸就是床铺，时间长了麦秸发霉了也不知道翻晒，一个人得了疥疮后，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幸免。相比之下，尽管我们当时条件很艰苦，但毕竟我们都是初中生呀，比起里这些小学生，适应性和抗挫折能力都强多了。
一个集体食堂需要30万，一个集体宿舍需要150万。
因为没有食堂，没有宿舍，便不能算寄宿生，就不能享受国家给予学生的有关补贴生活费的政策。
20年前我上大学时候，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乡里挂职锻炼，担任团委书记干事，赶上了舞钢市发动“集资建校”的热潮，旨在彻底改变“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着泥孩子”的农村学校的现状。我和乡团委书记一起分包的是前国防部长曹刚川的家乡曹集村。“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是当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暑假里，团委书记带着我，冒着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配合村主任挨家挨户做工作，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便把建校的资金和材料备齐，下一个学期回家的时候，看到的便是宽敞明亮的小教学楼。
那时候特别的有成就感，觉得学校的硬件问题算是解决了。后来，希望工程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张“大眼睛”的照片，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再后来国家的“两免一补”政策，“希望工程”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农村孩子们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
如今，当年的“大眼睛”苏明娟已经大学毕业，被安徽一家银行录用，成了城市白领，“大鼻涕’当了兵， “小光头”也已经大学毕业。
本以为现在的学生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上学的问题，但现在，当我看到这些电视画面，再回想“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时，好像一股冷风在耳旁掠过，禁不住打起了寒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