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2日 星期四 从《穆斯林的葬礼》到《风筝》

悦然读书社活动今天放了电影《穆斯林的葬礼》。说起来这部被冰心称之为“奇书”的小说也只是情节上有些巧，人物内心并不见丰富。没有对人性深处的挖掘，仅靠命运的偶然交错是不足以流芳百世的。一提及中国小说，总是让人想到国家命运、家族盛衰，而个人往往被动恍惚，即使拼命硬干终有所成，也只是一个概念化的励志影像，人物的精神升华却难以透出纸背。所以我们这些语文老师也往往是顺着时代脉络或者家庭网格去套出人物性格之必然性，概念化、脸谱化是十分低级的玩意儿，老师们却能屡试不爽，学生弟子也乐以效仿。
表现了什么什么必然性，什么什么局限性，这是语文老师、历史老师甚至政治老师的口头禅。其实这些东西听得多了，最受伤害的是我们内在的能动性，我们往往会认为某某人就是那个样，他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了。这一次在成都听的两节课，其效果不就是如此吗？无论是田利老师的“自主学习课”，还是巫增金老师的“创生探究课”，最终学生的理解不还是落在一个表面现象的描述吗？田利老师给了学生充分的学习自主权，仅设三个主问题，然后放手让学生自学、对学、群学，最后交流所学，但田老师站在一旁始终满足于做一个听众，对学生的见解基本上不置可否，连最要紧的地方也放弃引导。这样的做法似乎当归属到“非指示性教学”一类了，但糟糕的是连碰撞的火花也未能形成，这就麻烦了，学生的深入思考如何保证？要知道学生最终的结论就是鲁迅先生小时候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反对孩子游戏。这样的概念化总结不是太过简单武断了吗？如果这样总结，那么如何理解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巫增金老师的课倒是由学生主动提问来明确其行课方向，但激烈的探讨后，最终巫老师还是将本课主题牢牢定在“悲哀”这个词上，并由此延伸出“景悲”、“事悲”、“人悲”、“世悲”。我觉得这样的词眼是根本不足以作为主题的，主题是什么？必是一种精神，一种方向，一种启迪。我们读此文难道仅仅是为了换取一声叹息吗？鲁迅先生自己便说过：“文学是教人活，不是教人死的”。所以巫老师一样也是以浅表性的观察取代了深层次的探索，将“不幸”大大二字低估了。不然，从民族性和个体性的角度反思，“风筝”的自由意义将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