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花，便是一片幸福

终于挤出了车站，初秋的微风拂拭着我汗涔涔的身体，亦吹拂着我手中乱颤的花枝，老师，你说过……

画家来我们村庄的时候，我刚刚学会念“a、b、c、d……”，画家说他是来写生的，背后背着令我们叹为观止了三四天的大大的板子，行李箱里近一半都是铅笔啊、橡皮啊、画纸啊、颜料啊。我们当然是不认识那些东西的，只知道“哇塞”、“哇塞”的喊，倒也没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哇塞”的。

因为是人迹罕见的山上，除了几十户人家之外，别无画家可住的旅馆，村子里的人都封建得要命，畏手畏脚地把着门缝，连瞧都不让画家瞧一下。村子里是有一座破庙的，据说是古代哪位“圣贤”被贬到这里来做官的时候建的，现在也已经破旧不堪，没有人去重新修整。我那时就揣测这古代的“圣贤”恐怕不够“圣”也不够“贤”吧，不然怎么只是偶尔有几个登山的旅人来围观一下这惨淡的庙宇呢？倒是那些自称为“圣贤”的后代们的人，每天都来打理这里。庙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说是打理，也就是把庙里的桌子用穿小了而作抹布用的秋衣抹几遍，再用笤帚扫扫灰尘和蜘蛛网，然后跪下来行礼。每天都是如此，换是谁都会厌倦，那些“圣贤”的后辈们却朝圣般的做着，好像那“圣贤”的在天之灵会突然间冒出来似的。

画家便住在这庙里。那些“圣贤”的后代起先是不愿意的，却也不舍得把自己家腾出来装个“瘟疫”，几般权衡之后，才挤一挤铺子，将老幺的一张床搬出来放在庙里，又“供上”了碟盘和火炉。说是给画家，其实也是借着“给祖上上香”的名义，显得挺在乎他们祖先的名声的，心里却是放心不下画家的。我们这里的人纵然面孔再冷，心也还是暖融融的。

画家一住就是三天，大有短时间内不走之势，三天里画家都是村里人议论的话题——他不和大家交往，顶多打打招呼，哈哈腰；一大清早的就起床去山谷里山坡上，说是写生，一出去就是一大天。后来大家渐渐习惯了，也不再喜欢从这习惯里挑什么刺儿来议论，画家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阵风，一会儿飘悠过来，一会儿飘悠过去。

而那画家用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来画的画，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画家也不喜欢拿自己的画来给别人看，整天默默地画着，默默地生活着。

直到有一天，那画家很早就起了，可这次他没有到山里去画画，而是挨家挨户地通知，要家里的孩子到庙里集合。村里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更不知道这药是良药还是假药。画家敲开我家的门时，母亲只是露出个头来给画家说话，一手把着门，另一只手一个劲儿把好奇的我往身后藏。然而终究没有藏住，看着别人家的孩子瞪着好奇的眼睛三三两两地走向破庙，母亲也终于“放我出山”，我也就学着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一颠儿一颠儿地跑过去。

画家说他要在村里办一个学校，因为他实在看不惯这里的孩子口吐脏言光着脚丫巴在田间地头撒野。他慷慨激昂地陈词：“……我要让现代教育走进大山，走近山中的每一个孩子……我要让这祖国的花朵开得更加艳丽……”这样愤慨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也只是偶尔喷到我身上的几滴唾沫星子罢了。

要说学校，村子里以前还是有的，是那些去过城里的“圣贤”的后代建的，当时也这样发言过自己的想法，慷慨激昂，可是做得一点儿也不慷慨，只有几个比较有钱的人家的孩子才能上起这二十一世纪的“私塾”。当老师的也挺“省吃俭用”，没有课本，总是让同学们抄一些“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之类之乎者也的文言（当然这文言我们是到后来才知道的），没有课本，没有黑板，只有昏天黑地地、乐此不疲地读啊读啊。那些老师还经常去城里，说是出差，一出差便出两周半个月，更有甚者半年都不会回来，于是这课也就时常停下来，一年下来那些上学的孩子也就只会读一些“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的东西。

对于画家，我们更是没有信心的。可是他不管我们有没有信心，更不管“圣贤”后代们的同不同意，硬是把破庙改成了学堂，好歹能盛下全村的三十来个孩子。来上学的都是像我一样六七岁的小孩儿，小一点儿的闹人，大的就可以直接下地干活了。画家说他不收钱，只要村民不拆了这破庙，他就不会停课。

画家面相是挺和蔼，就是太“野”，整天画画以至于足不入户，村里人便习惯叫他“野子”。村里人说，这“野子”开的学堂，能不“野”吗？然而这课堂到底没“野”起来，相反画家对我们要求很严厉很苛刻。画家教我们拼音、算术、音乐和地理，他画得一手好画，却不教我们画画，也文革一般的管着我们，不叫我们画画。“a、b、c、d”之类的拼音，画家一个就要我们写20遍，而且要写工整，算术题更是出一大黑板（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黑板），要我们写，一写就是半个下午。我们埋头写着的时候，画家时不时会背着画板出去，等到我们都写好了，才发觉他不在，而外面的天，已经很黑了。

【本情节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