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的军事家

——读《李鸿章传》之六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李鸿章的确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就了自己。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老师曾国藩却是一个转折点。我们不要用旧有的狭隘的历史主义眼光来评价他们师生。曾国藩和李鸿章虽然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那是各自的立场不同而已。我们不去评价什么是非问题，那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课题。今天我只是来看个人的成长。

曾国藩在和太平军斗争过程中，应该说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的。我们先不说这个人，看看他的弟弟曾国荃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怎样的了。在江南江北大营围攻金陵的时候，“是岁夏秋之变，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籍。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力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征援于他地。然当时浙江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殆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最后终于解围。曾国荃尚且能够“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三军乐为效死”，何况曾国藩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李鸿章的成长来略见一斑。李鸿章的淮军就是按照曾国藩的建制组建的。

但是曾国藩是一个深谙中国历史的人。梁启超说“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说明他很清楚“功高震主”的后果。然而，他却不能看透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但是他有十分清楚自己的实力了，“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惟用淮军以赴前敌。”

李鸿章却和老师的行动恰好相反。“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于是曾国藩就称病，让李鸿章代为剿捻钦差大臣了。他自己“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李鸿章毕竟是和老师的性格不同的，李鸿章也必然是李鸿章，绝对不会是第二个曾国藩。我们且不去议论他们之间的异同，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了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两个人性格的一方面。他们一个是急流勇退的，另一个缺失激流勇进的。

在平捻的过程中，李鸿章对战争的分析是十分透彻和深刻的，“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寇，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他在战争中能够抓住战机，并且根据事态的变化来不失时机的调度自己的部队。“明孙传庭谓剿流寇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在平定捻军的过程中，着实用很高明的策略将这样一支流动作战的义军给消灭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来看看他的军事才能：“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他不但熟悉历史和战争需要的条件，并且能够灵活的采用战术，称其为一个军事家，是并不为过的。

我们应该承认，捻军和太平军比较起来，力量方面虽然不及太平军，但是要彻底消灭捻军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的流动性质、没有根据地，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李鸿章能够将其消灭，这可以说给朝廷消除了一个时刻都要提心吊胆的心病。而我们恰好也正是从这样的斗争中，看到了一个会打仗的李鸿章。

他可以说是在这样的战争中做到了知己知彼，这样一个懂得兵家战事的人，怎么会在以后轻而易举的丢掉了自己辛苦经营了一辈子的海军呢？是他自愿么？还是有其他原因呢？我们还是要从头说起了。从哪里说起呢？我们还是要先了解这个人的思想的，也就是说，还要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