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年

随着经济的富足和生活的改善，人们心中的年味儿越来越淡，就连孩子们也少了期盼和憧憬，完全没有我们儿时的那种诗意和情趣，与之对比，更多的是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和思念。

曾读过莫言的《过去的年》，因了地域相近、年龄相仿，以至于对文中作者描写的诸多情景、画面倍感亲切。根据风俗习惯，过了腊八就开始张罗过年了。因父母忙于工作又不喜甜食，家里的腊八总比别人家冷清许多，只有到了祭灶（腊月二十三）那天，家里才真正有了年味儿。祭灶时麻糖是必须品，用奶奶的话说“麻糖不只是用来祭灶，还用来黏住孩子们的嘴，年下不能乱说话。”奶奶为了“黏住”我们的嘴，总会把麻糖藏起来，细水长流，一直“供应”到过完正月十五，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春节过完的麻糖更令小朋友羡慕。“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我对文中辞灶的描写印象颇深，别说儿时的辞灶，就连现在逢年过节，父母也总是将炸出的第一碗丸子、煮出的第一盘饺子“供享”给老天爷、老灶爷、保家姑姑以及逝去的先人们。“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在祭灶的环节中，我对那张灶王爷画像印象尤为深刻，小时候因嫌弃灶王爷长得丑没少挨奶奶数落。

过了二十三祭灶，春节也就近在眼前了。采购、蒸煮、烹炸……越是到了年关，母亲的工作越忙。作为家中的长女，虽然用不着采购，但从十一二岁开始，我就跟着奶奶忙活年货了，洗萝卜、切白菜、剁肉馅、蒸包子、蒸枣馍、包豆包、炸丸子、包饺子哪样都得跟上，从小我练就了擀皮的功夫。那时的孩子，最期盼的就是春节前的疯狂，穿新衣、吃零食，还可以满街地疯玩，唯独我每天被圈在家里给奶奶当帮手，这也是我从小不喜欢过年的原因之一吧。

还因为磕头、串亲戚而不喜过年。我家虽然没有除夕熬夜的习惯，但初一早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文中所言“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 感觉被窝刚暖热，正睡的香甜，母亲和奶奶就“此起彼伏”地喊我们起床了，说是“初一起得晚意味着一年都慵懒”，还说“起的太晚，让乡邻们笑话。”睡眼朦胧地穿衣、洗脸，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饺子，虽然盼了好长时间，可朦胧中根本尝不出饺子的味道。就这样被母亲和奶奶哄着、嚷着吃完了早饭，依次给奶奶、母亲、父亲磕头，勉强拜完家中长辈，还得被母亲强迫着对着堂屋的家堂轴子磕头下跪，这还不算什么，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在那漆黑的夜里跟着母亲、婶婶们走街串巷到村里长辈们家磕头。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我，相邻不认识几个，即便是同村住着的，也是在黑暗中凭着声音辨别长幼辈分，呼啦啦一起下跪，黑压压一片，哪个长辈能辨清谁是谁呢？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有时走在街上还被邻家的犬吠声吓得仓皇逃窜，别说街道，就连整个村子都好像被笼罩在黑暗中，“ 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真的，现在别说是城市，就连农村的夜也不如过去黑了。

儿时我管走亲戚叫“?着馒头找菜吃”，因为贫穷，因为脸面，很多人家将蒸的模样最好、最白的馒头、包子、枣馍当作礼品走亲访友，串的家数多了、时间久了，那馒头干裂的像小孩的嘴。过年了，为了显示自家的富裕，父母常拿出最好的食物，七个盘子八个碗地招待亲戚，聊天、喝酒，划拳，推杯换盏，桌上的饭菜早已因洒落酒水而令人难以下咽。酒足饭饱，只见母亲象征性地留下六个、八个馒头，若遇到家有老人的亲戚，还得在馒头中加上四片、六片肥肉压回去。这一年如果有个七八十来家的亲戚，那我们孩子就有吃不完的残羹剩饭了，更别说饭后还要用刺骨的冷水洗那些油腻腻的碗碟。小妹善良，为了让我带她玩，从年前就主动提出分工合作，让我负责早晚两顿饭的洗刷，还给伙伴说姐姐疼她，只让她刷中午一顿的碗筷。现在每每提及此事，母亲还说我变着法儿欺负小妹善良呢。

现在生活富足了，平日与过年也没什么差别了，就连孩子们也不盼着过年了。再回味儿时的年，感到“过年”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更是一种场面，是人们一系列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人们心中的期盼，体现出一种氛围，它在人们心中是感性的，是欢愉的，更是神圣的，还有那种质朴的民风、源远流长的民俗。

如今，没有了诱惑，没有了期盼，没有了氛围，自然就少了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过年也就是在过日子、过时光。人到中年，时光令人感到恐慌，伴随着像流水一样滑过去的日子，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于2015.2.13刊登在《濮阳广播电视报》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