孰正孰斜

沙媚说：“在以往对鲁迅的非正常阅读里，鲁迅绝不是从浩如烟海的文学史中平静地浮现的。远在正常阅读兴趣引导的自主选择发生之前,鲁迅的名字就已经被人为地放大到无法回避、高不可攀的地步。”

周海婴先生在2006年“上海书展”上的演讲中，曾无不遗憾地表示：“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很遥远而模糊。现在我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真实的。”

周一贯也说：“新中国成立来，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一直大大逾越了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完全成了一个手持匕首和投枪、 ‘横眉冷对’一切‘敌人’的硬骨头战士。”

之所以列举这三人对鲁迅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追求、探索、回归——重树鲁迅亲民、平易、幽默的生活中的鲁迅形象。他们认为，应该把一个生活中的鲁迅、丰满的鲁迅拉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诚然，生活在红尘人世里，人都有多面性，都是不能以一种评价来界定人的性格与价值的。我感觉，一个家庭意义的人和一个社会意义的人，是不同的。虽然这些意义都可以附着在一个人身上，但哪个意义更突出，一个人在哪个意义上的价值更大，就会成为哪个意义的符号。鲁迅的价值，在我看来，不在于他的自然意义：他是一个多么幽默、多么有童稚心、甚至孩子气的自然人；不在于他的家庭意义：是一个多么慈爱的父亲，一个多么称职的丈夫；而在于，鲁迅先生更应该是一个社会意义的人！只有当鲁迅先生作为一个社会意义的人而存在时人们的意识里时，鲁迅先生才具有其真正的价值。几十年的沉淀，鲁迅已成为一种符号，一面旗帜，一座里程碑。鲁迅先生以文为武器的硬骨头形象，才是鲁迅应有的价值。

这让我想起了孔子，几千年来人们对孔子的推崇与敬仰，已经让孔子幻化成一种符号，他的教育思想，他的仁政道义，已是孔子最贴切的形象价值。当然，生活中的孔子，肯定也有其鲜活的一面，比平易近人，比如诙谐，比如慈爱------但如果我们为了丰满孔子的形象，去挖掘他的诙谐吗？挖掘他的幽默吗？挖掘他对家人的慈爱亲情吗？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感觉赋予鲁迅先生多种意义的解读，并没有多大价值。鲁迅先生光辉战士的形象熠熠生辉，在文化史上，在革命史上，作为那面不倒的旗帜，就应该继续赋予他继续光辉。鲁迅思想的深刻，40多岁的人有了一定的人生领悟，读起来才可能有所感知，才能与先生灵犀相通。没有相当的人生阅历，很难对先生文字有某种感动，即便理解了、懂了，又有多少人可以把这种感动与理解准确地表达出来呢？成人如此，孩子理解更难，我们能为了孩子的理解，就淡化鲁迅形象的光辉，挖掘他的亲民吗？如何让鲁迅的文字走进孩子，让鲁迅的形象塑于孩子的心里，正是编者最应考虑的事情，也更应是一个教师最应考虑的事情。

相反，如果让孩子们从小接触一个慈爱的、亲切的、生活化的鲁迅形象，那么孩子们是不是会想，鲁迅和身边的老者有何区别呢？等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理解，他们会怎样认识鲁迅呢？他们会怎样反过头来，憎恨我们的解读呢？

任何解读都带有个人的主观意愿，我们所负责的，只是让有关鲁迅的文章及鲁迅的文字，静静地走进孩子的心里。以一种朴素的状态，唤醒孩子对鲁迅的认识，我想，任何一个孩子，对鲁迅的认识，如果读懂了鲁迅，肯定是那种隐于字里行间的铮铮硬骨、忧国忧民、及对人性的深刻解剖！因为在先生的文字里，这些，是鲁迅文字传递的最主要的信息。

周海婴先生的那番感慨，是基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真切怀念。在他的眼里，父亲的形象是最真实的，而战士的形象却相对遥远，因为在周海婴先生与鲁迅相处的时日里，感受到的全是来自先生的父亲情怀，所以周海婴怀念的，只是家庭意义的鲁迅而已，是感同身受的周树人而已。鲁迅已不是周海婴眼里的父亲形象，他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骨气，一种民族意义上的鲁迅。这样被放大了的鲁迅，只是重要了鲁迅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我们为什么非得把他拉回到自然意义、家庭意义上的周树人呢？

我很赞同北京王晓春的见解：

1、“教育当然要尊重儿童心理，但尊重不是迁就。”

2、“比如我的孙子若指着鲁迅的画像问我这是谁。我会告诉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爷爷！’我绝不说：‘这是个好爷爷，他很喜欢小孩。’我要让我的孙子记住我憧憬的表情，从小就感到，这是个非凡的人。至于怎么非凡，让他长大再体会。

3、“崇拜该崇拜的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个民族必须崇拜（而不是一般的喜爱和亲近）自己的伟人，否则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我尊重多元解读，但我更崇拜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