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此 教 育
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她向老师报告了他们组的一个男生不值日，却跑去找一个女生玩的事情。我听后神色大变，厉声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女儿十分委屈，不服气地说：我又没说别的，我告诉老师他不值日，这难道不对吗？我一时哑然，不知该如何回答。而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
办公室里，装订完卷子的老师陆续下班了。年级长坐了下来，开始审问墙边站着的那个利用手机作弊的男生：说，是谁给你发信息的？
男生低眉顺眼，一声不吭。
年级长语重心长地开导他：你还包庇他是不是？你懂不懂好坏啊？他帮你作弊，那不是对你好，那是害你，你知道不？这样的朋友不是什么好朋友！
男生依旧一语不发。
软的不行，来硬的：不说？不说今天就别想离开这个办公室！
男生一副绝不出卖朋友的架势，他的班主任在一旁催他：谁叫你作弊的！你快说啊！而年级长安稳地坐在那里，不停地摁着学生的手机，终于，她使出了“必杀计”：不说？行！我给你父母打个电话。她向班主任确证已经找到了男生父母的手机号后，做出了要打电话的样子。
男生有些慌了，赶紧哀求道：老师，别打了，我爸妈工作都很忙。
忙？忙也得教育自己的孩子。年级长不听他的。
男生急得要哭了：老师，请您别打了，我爸妈会伤心的。
你还怕你爸妈伤心？不打也行，你说吧，谁给你发的短信，这个号是谁的？年级长把手机送到男生面前，让他看那个铁证如山的短信。男生还在犹豫、迟疑，他的内心一定在斗争——说，就是不讲信义，出卖朋友；不说，父母知道，后果不堪设想。最终，他屈服了，小声说出了那个帮他作弊的倒霉蛋。
“行了，你走吧。”年级长下了赦免令，男生垂头丧气地走了，他没敢要回自己的手机。
男生走出办公室之后，年级长一脸自得地说：他不说？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套一套的!
我本已看得目瞪口呆，听到此言，更是悚然一惊。
两三年过去了，这“审讯”的场景却历历在目。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看到同学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一定要向老师报告。这种类似于告密的行为常常被老师表扬为“有责任心”“有集体荣誉感”等等。但我常常想：这种教育，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反教育？这样教育孩子，是不是在毒害孩子？我们鼓励学生打小报告；威逼利诱，迫使犯了错误的他们互相揭发，是不是在鼓励背叛和告密？我们引导孩子盯着别人的过错，监视别人做什么坏事，而不是引导他们多看别人的好处，多留心别人做了什么好事；是不是会使他们养成狭隘自私的人格？我们的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告密求荣的丑事，乌台诗案中苏轼因小人诬陷而身陷囹圄，沈括之流趁机落井下石，拿出苏轼写给自己的诗和书信来诬陷他图谋不轨。明朝鼓励告密，造成了大量无辜官员、百姓惨死于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折磨之下。反右和文革期间更是告密成风，人人自危，正常的人际关系和起码的信义被彻底抛弃。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夫妻、父子之间互相揭发；曾经共谈的话语、往来的书信，如今都成了别人手中掌握的把柄、罪证。在告密、揭发、诬陷被赞扬为“革命”，而拒不交待、拒不揭发被视为阻挠革命的红色恐怖下，偌大的中国，能找到几个没有检举揭发过他人“罪行”的人？我们吃过这样的亏了，我们还在鼓励着告密，给告密冠以种种堂皇的理由，这难道不可悲、可怕吗？
曾经看过两部有关教育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和《死亡诗社》。我还记得那两位校长如何软硬兼施、使出浑身解数逼迫学生告发谁是“祸事”主谋的情景，也记得《放牛班的春天》中那位善良的音乐教师对校长在大会上公然威胁学生互相揭发的小声抗议，记得《死亡诗社》中那个宁愿忍受笞刑，甚至宁愿被退学也绝不肯诋毁达斯廷老师的学生。我深深敬服那些敢于对胁迫自己告密的强权说不的人们。但我又想，这大概只是西方电影中宣扬的东西吧，不能当真的。
昨晚看梁实秋先生的《雅舍忆旧》，其中一篇提到早年的清华中等专科里有些学生被当作“线人”使用，负责向学校打小报告，学校会给他们以奖励。但是“这种间谍制度大受外国教员的指责，不久就废弃了”。我才确信，对待“打小报告”这一现象，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态度差别就是这样大！为什么？难道我们不懂得一个人为了得到某种好处而出卖同学、同事或朋友是件不光彩的事吗？我们不是一向唾弃背信弃义、卖主求荣的人吗？我们的道德取向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却鼓励学生打小报告！因为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学校了解学生动向、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良行为，便于学校实施管理。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做很正常，很少有人想过这样做是否合适。因此我们不会关注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精神世界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对损人自保的恶劣风气会产生怎样的推动作用。我们想得更多的是什么？“好管理”，也可以说是“好统治”——学生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人人都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不敢轻易违规逾矩，这多便于校方管理啊。这种思想，本质上是把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不是把学生当作自由的、有尊严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被“统治”的对象，当作统治链中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公安人员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常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我不懂法律，但我从中读出了利诱和威胁的气息。我们不能把警察对待嫌疑犯的这种做法迁移到对待学生上来。在外国影视中，警察审讯时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是：你有权保持沉默，但如果你开口，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被当作证词。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甚至犯人，也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尊重人。
如果我们的教育真的尊重人了，我们就不会鼓励甚至逼迫学生打小报告，孩子们也不会以为打小报告是一种正义之举。我希望我的孩子回家后经常对我说：妈妈，今天我看见一个同学做好事，我把这件事报告给老师了。